在古代，如何训练出一批纪律严明的军队呢，李孟羲已经有了答案。
戚继光将军的方法，就是队列，军纪。
按现在的方法，也是队列，纪律，多了一个思想方面的教育。
和古代兵法家相比，李孟羲比古人，懂得思想方面的教育的威力。
然而，李孟羲固然懂得思想方面教育，却不想以此来训练自己的士兵。
古代，不同于李孟羲来时的那个时代。
在李孟羲原本的时候，军人有信仰，怀揣着一个宏伟的理想，这是任何高科技武器也给不了的精神力量。
但在古代，李孟羲有自知之明，知道无法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的时代。
既然，无力改变时代人相食的病根，既然士兵本就是当兵吃粮的，又有什么错。
此时，无有思想方面的教育倒是还好，若是把士兵忽悠的，不把命当回事，就想着封候拜将，打起仗来不要命。
那么，岂不是忽悠着人家穷苦百姓出身的士兵去送死。
就算，李孟羲真有用空头支票忽悠别人送死的本事，去忽悠别人送死，于心何忍。
再接着往下看兵法。
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军队治理有序或者混乱，在于其组织编制;士兵勇敢或者胆怯，在于部队所营造的态势和声势;军力强大或者弱小，在于部队日常训练所造就的内在实力。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
善于调动敌军的人，向敌军展示一种或真或假的军情，敌军必然据此判断而跟从;给予敌军一点实际利益作为诱饵，敌军必然趋利而来，从而听我调动。
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一方面用这些办法调动敌军，一方面要严阵以待。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所以，善战者追求形成有利的“势”，而不是苛求士兵，因而能选择人才去适应和利用已形成的“势”。善于创造有利“势”的将领，指挥部队作战就象转动木头和石头。木石的性情是处于平坦地势上就静止不动，处于陡峭的斜坡上就滚动，方形容易静止，圆形容易滚动。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所造就的“势”，就象让圆石从极高极陡的山上滚下来一样，来势凶猛。这就是所谓的“势”。
再下，便为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两军交战，大凡先期到达战地能占据主动、安逸从容待敌，而后到达战地就会紧张、劳顿。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能使敌人自动来到我军预设战场，是诱敌以利的结果；使敌人不能先到达其预定战场，则是相逼的结果。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所以，敌人若安逸闲适，我们就烦而扰之，使其疲倦；敌人若粮草充足，我们就设法使其饥困；敌人若安守自固，我们就挑衅骚扰，使其不得安宁而动。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在敌人无法紧急救援的地方出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进攻。行军千里而不致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之所以必然取胜，是因为进攻敌人疏于防备的区域；防守之所以能固若金汤，是由于防守在敌人无力进攻的地方。
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
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那是行动迅速敌人无法追上。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因此，我军若想决战，敌人即使有高墙深壕可以据守，也不得不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必须救援的要害之处；我军若不想交战，哪怕是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这是因为我军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因此，设法使敌人显露形迹而我军则藏而不露，这样我军便可以集中兵力而使敌军兵力分散。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如果我军兵力集合于一点，而敌军兵力分散为十处，那我军就是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打敌军，这样，在局部战场上便可形成我众敌寡的绝对优势。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既然能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那么敌军也就难有作为了。我军与敌人决战的地点，事先不可使敌人知道，敌人不知道决战的地点，就会多处分兵设防守备；敌人设防的地方多了，兵力就会分散，那么，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少了。
孙武所言，以众击寡之法，李孟羲还有一策。
夜战之法。
还有游击之法。
以高机动性的部队，不停拉扯敌军部队，直到敌军部队阵型变得松散，士兵变得疲惫之后，立刻带领骑兵对着敌军阵型薄弱处进行攻击，冲击一阵，若不行退去。
骑兵的机动性，远朝步兵的两条腿。
骑兵从左移动到右边，步兵从右跑到左边，跟不上调动，只能被骑兵形成多打一的局面。
戚继光将军的方法，就是队列，军纪。
按现在的方法，也是队列，纪律，多了一个思想方面的教育。
和古代兵法家相比，李孟羲比古人，懂得思想方面的教育的威力。
然而，李孟羲固然懂得思想方面教育，却不想以此来训练自己的士兵。
古代，不同于李孟羲来时的那个时代。
在李孟羲原本的时候，军人有信仰，怀揣着一个宏伟的理想，这是任何高科技武器也给不了的精神力量。
但在古代，李孟羲有自知之明，知道无法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的时代。
既然，无力改变时代人相食的病根，既然士兵本就是当兵吃粮的，又有什么错。
此时，无有思想方面的教育倒是还好，若是把士兵忽悠的，不把命当回事，就想着封候拜将，打起仗来不要命。
那么，岂不是忽悠着人家穷苦百姓出身的士兵去送死。
就算，李孟羲真有用空头支票忽悠别人送死的本事，去忽悠别人送死，于心何忍。
再接着往下看兵法。
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军队治理有序或者混乱，在于其组织编制;士兵勇敢或者胆怯，在于部队所营造的态势和声势;军力强大或者弱小，在于部队日常训练所造就的内在实力。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
善于调动敌军的人，向敌军展示一种或真或假的军情，敌军必然据此判断而跟从;给予敌军一点实际利益作为诱饵，敌军必然趋利而来，从而听我调动。
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一方面用这些办法调动敌军，一方面要严阵以待。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所以，善战者追求形成有利的“势”，而不是苛求士兵，因而能选择人才去适应和利用已形成的“势”。善于创造有利“势”的将领，指挥部队作战就象转动木头和石头。木石的性情是处于平坦地势上就静止不动，处于陡峭的斜坡上就滚动，方形容易静止，圆形容易滚动。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所造就的“势”，就象让圆石从极高极陡的山上滚下来一样，来势凶猛。这就是所谓的“势”。
再下，便为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两军交战，大凡先期到达战地能占据主动、安逸从容待敌，而后到达战地就会紧张、劳顿。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能使敌人自动来到我军预设战场，是诱敌以利的结果；使敌人不能先到达其预定战场，则是相逼的结果。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所以，敌人若安逸闲适，我们就烦而扰之，使其疲倦；敌人若粮草充足，我们就设法使其饥困；敌人若安守自固，我们就挑衅骚扰，使其不得安宁而动。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在敌人无法紧急救援的地方出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进攻。行军千里而不致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之所以必然取胜，是因为进攻敌人疏于防备的区域；防守之所以能固若金汤，是由于防守在敌人无力进攻的地方。
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
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那是行动迅速敌人无法追上。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因此，我军若想决战，敌人即使有高墙深壕可以据守，也不得不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必须救援的要害之处；我军若不想交战，哪怕是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这是因为我军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因此，设法使敌人显露形迹而我军则藏而不露，这样我军便可以集中兵力而使敌军兵力分散。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如果我军兵力集合于一点，而敌军兵力分散为十处，那我军就是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打敌军，这样，在局部战场上便可形成我众敌寡的绝对优势。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既然能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那么敌军也就难有作为了。我军与敌人决战的地点，事先不可使敌人知道，敌人不知道决战的地点，就会多处分兵设防守备；敌人设防的地方多了，兵力就会分散，那么，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少了。
孙武所言，以众击寡之法，李孟羲还有一策。
夜战之法。
还有游击之法。
以高机动性的部队，不停拉扯敌军部队，直到敌军部队阵型变得松散，士兵变得疲惫之后，立刻带领骑兵对着敌军阵型薄弱处进行攻击，冲击一阵，若不行退去。
骑兵的机动性，远朝步兵的两条腿。
骑兵从左移动到右边，步兵从右跑到左边，跟不上调动，只能被骑兵形成多打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