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到底是蒙古？还是拜占庭？还是彼得梦想的西方国家？总之它现在还不是俄罗斯。
这是摆在俄国面前的历史疑惑。
东方、中亚，还应不应该是俄国的扩张方向？
虽然俄国现在仍旧很混乱，仍旧没有一个有序的战略方向和外交策略，但在东方和中亚问题，俄国宫廷中已经有不少大臣开始隐约感觉，东进是一个错误的战略。
阿尔泰山以北那一战，军改后的青州军没有吓到俄国，大顺让俄国感觉绝望的后勤能力，吓到了俄国。
从莫斯科到伊犁，可比从北京到伊犁近多了。
青州军再能打，大顺军改后的新式陆军战斗力再强，没有后勤，也是无用。
阿尔泰山一战，俄国的精英看到的，是大顺只要有意愿，完全可以在额尔齐斯河集结一支一两万人的野战部队，并且足以保证其后勤补给。
当然，这得花钱。可大顺似乎花得起，至少此时的中华帝国，是全天下皇冠中最富丽堂皇最沉重的那顶，上面缀着最多的金银。
之前几个前往中国的特使，都是中国的富庶赞不绝口，而他们看到的还只是京城，甚至没有去过苏杭。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大顺妥协让步的态度，渐渐成为了俄国宫廷的主流。
与其和中国打一仗输掉额尔齐斯河，输掉布里亚特蒙古，输掉勘察加的毛皮贸易，输掉每年给俄国带来大量收入的色楞格河中俄贸易……不如主动让步，在西北勘界问题上退让。
拆除几座堡垒，划归一个双方都不驻军的缓冲区。
或者，由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德烈·伊万诺维奇·奥斯捷尔曼伯爵，祸水南引，签订个中俄互不侵犯条约，让大顺去和荷兰、西班牙、日本折腾去。
当年彼得大帝雄心万丈，亲自接见了漂流到勘察加的日本商人传兵卫，并在俄国建立了日语学校，以求将来打开东方的入海口，开展和日本的海上贸易。
而现在，这个雄心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雄心成为了过去的妄想。
及时止损结束第四次俄土战争，趁着瑞典准备不足先发制人打瑞典；亦或是瑞典问题放一放，等着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巴尔干战场大胜土耳其，签订一个彻底得到黑海通行权的条约……在这两件事，俄国宫廷还没有达成共识。
可在让奥斯捷尔曼伯爵作为全权大使出访中国的决定，很快就在混乱的宫廷中定了下来。
…………
这一年的西洋历二月，正是大顺过年的时候。
季风吹起的时刻，欧洲的海上或者陆地上，几个不同国家的使节团，带着不同的目的，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法国派出了一批很好的造船工匠，几名海军部的文职官员和设计师，乘船前往中国。
在那里，他们将要完成对中法密约条款的执行，帮助大顺建造世界风帆舰海军史上最经典的法式74炮战列舰。
只要他们建成，就可以获得新式的膛线枪技术。
法国的梦想，最终放在了欧洲大陆上。
他们确信，大顺一旦对荷兰宣战，切断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法国将可能夺走低地地区。断绝了荷兰的重要财路，荷兰将不堪一击。
十个印度、十个加拿大，也不如多少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低地，为了那，可以放弃海外的一切。
虽然，商人们不认可，但那不重要。
…………
英国采买了大约一万五千英镑的各种礼物，乘坐着帆船前往中国。
在那里，他们将要辩解一下法国人必然对他们的不实污蔑，并希望在即将开打的英西战争中，获得大顺港口的停泊权——理论上，大顺作为中立国，禁止英西任何一方停泊。
可大顺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可以使国际法当放屁。
英国人希望忽悠一下中方，允许英西交战中都在中国停泊补给，看上去很合理，但其实就是拉偏架。
因为，英国人在东南亚，早就被荷兰人赶走了，一个港口都没有。而西班牙有菲律宾，根本不需要大顺的港口。
…………
葡萄牙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团，但葡萄牙人很聪明，他们希望重申一下葡萄牙的朝贡地位，而非外交国。
朝贡国，或许还能占着澳门。
可要是变成外交国，也难说大顺这边会不会把他们赶走。这一次法国使节团访华，给葡萄牙人带来的极大的震动，他们从明朝就和中国打交道，伪明向罗马教廷求援宫廷受洗的书信也是葡萄牙人传递的，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中国居然考虑了“外交”这两个字。
这种改变，让葡萄牙人很恐慌。
大顺的禁教是严厉的，葡萄牙作为天主教国家，在传教士问题上过于积极。大顺禁教之后，大量的传教士躲到了澳门，还有一些“殉道者”冒着被官员抓起来拷打的风险，继续在广东、广西和福建传教，这也让葡萄牙有些担忧。
他们害怕大顺将怒火发泄在澳门上，尤其是大顺的开关贸易政策，使得澳门这个明朝锁国时候的特殊存在变得极为尴尬。
对大顺而言，贸易上，可有可无了。广东福建松江宁波的各国商馆，不需要再从澳门开始立足。
而在宗教上，澳门就成为了大顺的一块心病。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已经让大顺的皇帝和儒家官员彻底震怒了，不许祭祖、不许拜皇帝、不许拜周公孔子……这既是在向儒教宣战，也是在向世俗皇帝宣战。
贸易上可有可无、宗教上心病易发，葡萄牙人慌了。
外交还是朝贡？
利益最重要。
葡萄牙人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朝贡的身份，忽悠大顺，反正大顺也从没问葡萄牙要过贡品。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朝贡国的含义，即便澳门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也不知道朝贡意味着和朝鲜的地位一样。葡萄牙王室变更，是要大顺派礼政府来册封的，之前不过是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真要认真起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
荷兰人没有派使节团前往中国，因为荷兰现在是空位期，既没有国王，也没有执政，各个省各自为政。
不过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十七人绅士团，倒也关切了一下大顺的外交局势，他们在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件影响下，认定了大顺要和俄国开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看来，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给巴达维亚总督的指示上，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顺俄开战的机会，趁着大顺来不及反应，彻底解决掉巴达维亚的冗余无用的华人问题。
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锡兰、安汶、班达等地，让这些华人去锡兰修要塞。
在大顺和俄国开战的时候，肃清这些华人。因为蔗糖贸易的不盈利，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巴达维亚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够及时肃清，即便大顺将来反应过来了，也不可能选择攻打巴达维亚。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华人了，打下来也管不住，而且也没有可能的华人在大顺攻打的时候带路。
只是，这样的指示不能写的太明确，将来真要是出了事，得有个人背锅。
所以没有明确的指示，只是用了一些隐晦的言语，支持了巴达维亚总督的决定。
尤其表扬了巴达维亚总督提出的“私货合法化”建议，认为既然巴达维亚的腐败和私货不可避免，那么将其从违法变为合法，那不就没有腐败和私货了吗？
唯有这样，才能断绝公司的荷兰员工和华人的紧密联系。
只要私货不合法，那么走私和私货就不可避免，而这就必然让员工和华人海商产生关联。
这，是驱逐华人的第一步。
…………
自然的，瑞典人也派出了他们的使节团。
不过以瑞典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派出对华的全权大使了，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考林组建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瑞典过会就授权他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
只是那一次只是为了贸易，而大顺的贸易坏境是特殊的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谈的。
至于说上一次去广东的时候，想着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见见皇帝？考林有在其他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当然明白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不能见到广东节度使都是个问题。
但这一次与众不同。
这一次，是真的可以见到皇帝的，或者至少可以见到伯爵以上级别的高官。
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密谋是有效的，卡尔·吉伦特博格确定自己可以执掌国会，以此时非是国务大臣的身份，给了考林这个特使一个国务大臣和国王才能授权的谈判底线。
并且保证，他回到瑞典的时候，国会可以通过法案的修订。
贿赂、游说，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至少在此时的瑞典是差不多的。
瑞典人被煽动起来了民粹的复仇情绪，而东印度公司的瑞典股份并不多。
公司的利益或许不是瑞典的利益，但可以假装成瑞典人民的利益。
…………
苍茫的西伯利亚，行走着俄国的使节团。
这不是俄国的第一支使节团，几年前的黑龙江之战后，俄国就派出过使节团，大顺也来参加过沙皇的加冕礼。
可这一次，有些不同。
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公爵，但权势却比俄国的那些公爵大的多，原本要派公爵前往，此时换成了伯爵，反而说明更加重视。
历史上，安娜女皇死前托孤之际，就是此人和她的情夫在场，可谓重臣。
不管是西化党、守旧党，亦或是德国党，这一次出奇的一致。
不管是色楞格河的贸易额，还是大顺军改后的军力，亦或是对土战争的不顺利，或者瑞典的威胁……
总归，在东方的态度上，俄国人放下了党争，确认彼得的东方计划破产。
和上一次被刘钰逼死的老托尔斯泰伯爵不同，这一次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去背锅的，而是去实打实的外交的。
国会各方以及女沙皇，都明确地授权他，可以在勘界问题上让步，以换取东方的和平。
不利的条约，就像是生孩子。
第一次的时候，千难万险，痛苦万分；一回生二回熟，生的多了，顺滑无比。
这一次，不用背锅。
相反，恶劣无比的外交局势，若能签订一个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哪怕放弃一些土地，也是巨大的功劳。
这是摆在俄国面前的历史疑惑。
东方、中亚，还应不应该是俄国的扩张方向？
虽然俄国现在仍旧很混乱，仍旧没有一个有序的战略方向和外交策略，但在东方和中亚问题，俄国宫廷中已经有不少大臣开始隐约感觉，东进是一个错误的战略。
阿尔泰山以北那一战，军改后的青州军没有吓到俄国，大顺让俄国感觉绝望的后勤能力，吓到了俄国。
从莫斯科到伊犁，可比从北京到伊犁近多了。
青州军再能打，大顺军改后的新式陆军战斗力再强，没有后勤，也是无用。
阿尔泰山一战，俄国的精英看到的，是大顺只要有意愿，完全可以在额尔齐斯河集结一支一两万人的野战部队，并且足以保证其后勤补给。
当然，这得花钱。可大顺似乎花得起，至少此时的中华帝国，是全天下皇冠中最富丽堂皇最沉重的那顶，上面缀着最多的金银。
之前几个前往中国的特使，都是中国的富庶赞不绝口，而他们看到的还只是京城，甚至没有去过苏杭。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大顺妥协让步的态度，渐渐成为了俄国宫廷的主流。
与其和中国打一仗输掉额尔齐斯河，输掉布里亚特蒙古，输掉勘察加的毛皮贸易，输掉每年给俄国带来大量收入的色楞格河中俄贸易……不如主动让步，在西北勘界问题上退让。
拆除几座堡垒，划归一个双方都不驻军的缓冲区。
或者，由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德烈·伊万诺维奇·奥斯捷尔曼伯爵，祸水南引，签订个中俄互不侵犯条约，让大顺去和荷兰、西班牙、日本折腾去。
当年彼得大帝雄心万丈，亲自接见了漂流到勘察加的日本商人传兵卫，并在俄国建立了日语学校，以求将来打开东方的入海口，开展和日本的海上贸易。
而现在，这个雄心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雄心成为了过去的妄想。
及时止损结束第四次俄土战争，趁着瑞典准备不足先发制人打瑞典；亦或是瑞典问题放一放，等着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巴尔干战场大胜土耳其，签订一个彻底得到黑海通行权的条约……在这两件事，俄国宫廷还没有达成共识。
可在让奥斯捷尔曼伯爵作为全权大使出访中国的决定，很快就在混乱的宫廷中定了下来。
…………
这一年的西洋历二月，正是大顺过年的时候。
季风吹起的时刻，欧洲的海上或者陆地上，几个不同国家的使节团，带着不同的目的，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法国派出了一批很好的造船工匠，几名海军部的文职官员和设计师，乘船前往中国。
在那里，他们将要完成对中法密约条款的执行，帮助大顺建造世界风帆舰海军史上最经典的法式74炮战列舰。
只要他们建成，就可以获得新式的膛线枪技术。
法国的梦想，最终放在了欧洲大陆上。
他们确信，大顺一旦对荷兰宣战，切断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法国将可能夺走低地地区。断绝了荷兰的重要财路，荷兰将不堪一击。
十个印度、十个加拿大，也不如多少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低地，为了那，可以放弃海外的一切。
虽然，商人们不认可，但那不重要。
…………
英国采买了大约一万五千英镑的各种礼物，乘坐着帆船前往中国。
在那里，他们将要辩解一下法国人必然对他们的不实污蔑，并希望在即将开打的英西战争中，获得大顺港口的停泊权——理论上，大顺作为中立国，禁止英西任何一方停泊。
可大顺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可以使国际法当放屁。
英国人希望忽悠一下中方，允许英西交战中都在中国停泊补给，看上去很合理，但其实就是拉偏架。
因为，英国人在东南亚，早就被荷兰人赶走了，一个港口都没有。而西班牙有菲律宾，根本不需要大顺的港口。
…………
葡萄牙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团，但葡萄牙人很聪明，他们希望重申一下葡萄牙的朝贡地位，而非外交国。
朝贡国，或许还能占着澳门。
可要是变成外交国，也难说大顺这边会不会把他们赶走。这一次法国使节团访华，给葡萄牙人带来的极大的震动，他们从明朝就和中国打交道，伪明向罗马教廷求援宫廷受洗的书信也是葡萄牙人传递的，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中国居然考虑了“外交”这两个字。
这种改变，让葡萄牙人很恐慌。
大顺的禁教是严厉的，葡萄牙作为天主教国家，在传教士问题上过于积极。大顺禁教之后，大量的传教士躲到了澳门，还有一些“殉道者”冒着被官员抓起来拷打的风险，继续在广东、广西和福建传教，这也让葡萄牙有些担忧。
他们害怕大顺将怒火发泄在澳门上，尤其是大顺的开关贸易政策，使得澳门这个明朝锁国时候的特殊存在变得极为尴尬。
对大顺而言，贸易上，可有可无了。广东福建松江宁波的各国商馆，不需要再从澳门开始立足。
而在宗教上，澳门就成为了大顺的一块心病。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已经让大顺的皇帝和儒家官员彻底震怒了，不许祭祖、不许拜皇帝、不许拜周公孔子……这既是在向儒教宣战，也是在向世俗皇帝宣战。
贸易上可有可无、宗教上心病易发，葡萄牙人慌了。
外交还是朝贡？
利益最重要。
葡萄牙人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朝贡的身份，忽悠大顺，反正大顺也从没问葡萄牙要过贡品。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朝贡国的含义，即便澳门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也不知道朝贡意味着和朝鲜的地位一样。葡萄牙王室变更，是要大顺派礼政府来册封的，之前不过是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真要认真起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
荷兰人没有派使节团前往中国，因为荷兰现在是空位期，既没有国王，也没有执政，各个省各自为政。
不过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十七人绅士团，倒也关切了一下大顺的外交局势，他们在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件影响下，认定了大顺要和俄国开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看来，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给巴达维亚总督的指示上，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顺俄开战的机会，趁着大顺来不及反应，彻底解决掉巴达维亚的冗余无用的华人问题。
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锡兰、安汶、班达等地，让这些华人去锡兰修要塞。
在大顺和俄国开战的时候，肃清这些华人。因为蔗糖贸易的不盈利，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巴达维亚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够及时肃清，即便大顺将来反应过来了，也不可能选择攻打巴达维亚。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华人了，打下来也管不住，而且也没有可能的华人在大顺攻打的时候带路。
只是，这样的指示不能写的太明确，将来真要是出了事，得有个人背锅。
所以没有明确的指示，只是用了一些隐晦的言语，支持了巴达维亚总督的决定。
尤其表扬了巴达维亚总督提出的“私货合法化”建议，认为既然巴达维亚的腐败和私货不可避免，那么将其从违法变为合法，那不就没有腐败和私货了吗？
唯有这样，才能断绝公司的荷兰员工和华人的紧密联系。
只要私货不合法，那么走私和私货就不可避免，而这就必然让员工和华人海商产生关联。
这，是驱逐华人的第一步。
…………
自然的，瑞典人也派出了他们的使节团。
不过以瑞典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派出对华的全权大使了，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考林组建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瑞典过会就授权他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
只是那一次只是为了贸易，而大顺的贸易坏境是特殊的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谈的。
至于说上一次去广东的时候，想着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见见皇帝？考林有在其他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当然明白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不能见到广东节度使都是个问题。
但这一次与众不同。
这一次，是真的可以见到皇帝的，或者至少可以见到伯爵以上级别的高官。
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密谋是有效的，卡尔·吉伦特博格确定自己可以执掌国会，以此时非是国务大臣的身份，给了考林这个特使一个国务大臣和国王才能授权的谈判底线。
并且保证，他回到瑞典的时候，国会可以通过法案的修订。
贿赂、游说，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至少在此时的瑞典是差不多的。
瑞典人被煽动起来了民粹的复仇情绪，而东印度公司的瑞典股份并不多。
公司的利益或许不是瑞典的利益，但可以假装成瑞典人民的利益。
…………
苍茫的西伯利亚，行走着俄国的使节团。
这不是俄国的第一支使节团，几年前的黑龙江之战后，俄国就派出过使节团，大顺也来参加过沙皇的加冕礼。
可这一次，有些不同。
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公爵，但权势却比俄国的那些公爵大的多，原本要派公爵前往，此时换成了伯爵，反而说明更加重视。
历史上，安娜女皇死前托孤之际，就是此人和她的情夫在场，可谓重臣。
不管是西化党、守旧党，亦或是德国党，这一次出奇的一致。
不管是色楞格河的贸易额，还是大顺军改后的军力，亦或是对土战争的不顺利，或者瑞典的威胁……
总归，在东方的态度上，俄国人放下了党争，确认彼得的东方计划破产。
和上一次被刘钰逼死的老托尔斯泰伯爵不同，这一次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去背锅的，而是去实打实的外交的。
国会各方以及女沙皇，都明确地授权他，可以在勘界问题上让步，以换取东方的和平。
不利的条约，就像是生孩子。
第一次的时候，千难万险，痛苦万分；一回生二回熟，生的多了，顺滑无比。
这一次，不用背锅。
相反，恶劣无比的外交局势，若能签订一个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哪怕放弃一些土地，也是巨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