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第一次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张汉卿之所以要尽快从新疆脱身,也有时局变幻莫测的考量。

    靖国军大将胡景翼自从被收编以后,张汉卿给予所部诸多照顾,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军备优先供给,渐渐收拢了靖国军之心。都说少帅无地域之见,一心为公。胡景翼更是心中佩服:少帅年龄虽小,对国家及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有些预见道出了常人所不想,但却又丝丝入理。少帅的“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建立集权之中|央政|府,然后逐步过渡到民选政|府”的志向,以及“结盟苏俄、通好英美、驱逐日本”的计划在他看来十分可行。

    本来孙逸仙的“三皿煮义”就有理论上的先天缺陷:从五族共和开始即备受诟病,被视为大汉族主义。张汉卿则摒弃这个说法,改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以形成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的统一战线。

    人民党在皿煮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皿煮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人民党要求的皿煮集中制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皿煮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种种思维,让胡景翼观念为之一新----废话么,人民党的这一套兼有后世共chan党理论的精华,经过长时间的洗礼和发展,又岂是当时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预见的?张汉卿差一点还想导出“三个代表”理论来引导人民党的奋斗方向呢。

    所以,信仰孙逸仙“三皿煮义”思想的胡景翼对人民党派出的党政干部陆续在第6师就位,是极力赞同的。因为信任某个人而信仰其主义,那是盲从;因信仰某个主义而信任某人,那会化作无限忠诚,例如毛伟人和他的一众将帅。

    靖国军彻底跟定了西北军,张汉卿将此部驻扎在潼关,并准备接收商洛,此一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冯玉祥。自从他被驱离西安之后,即退到安康,百无聊赖。

    安康在陕西最南端,处在陕鄂夹缝中,地本贫瘪,发展无力:西、北有西北人民军虎视眈眈,西南即四川有蜀道多山之隅,东南有湖北王占元防范如蛇蝎。如果商洛被占,将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一旦有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认为混到此一境地,人民军步步紧逼是一方面,而吴佩孚的排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吴佩孚靠不住,自然要找下家,于是萌生了退出陕西、转投河南的念头。

    现在的冯玉祥,自从收伏了阎相文陆军20师的部分兵力后,势力大为膨胀。他的混成旅水涨船高扩编成正式的第11师后,师属两旅都改编为混成旅并还新增了一个,成为与吴佩孚主力第三师一样的全混成旅架构,只是数字少了两个而已。

    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不是久居人下之人,要不然也不会一直着意排挤他,可不愿意他来河南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要知道河南河北山东,例来是兵员大省,如果被冯玉祥坐久了,难免影响他依托陇海、平汉铁路与奉系叫板的大计。

    他知道冯玉祥与鄂督吴占元的矛盾,于是派他驻兵信阳,以等候机会叁北的王占元而代之。有湖北这块肥肉在,相信冯玉祥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舍弃河南这块硬骨头的。

    都是直系一脉,为什么搞得势同水火?

    因为原先的直系长江三督,以李纯和王占元资格最老。李纯暴死后,王占元就成为长江三督的传声筒,他对现任直系领袖曹锟,其实是不满意的。

    北方直系一分为三,天津、洛阳和保定三系,就说明曹锟的能力有待提高。在此之前,曹锟并不是坚定的直系,而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两栖督军”,尤为王占元鄙夷。他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直系,也应该至少能与曹锟平起平坐,自然,后起之秀的吴佩孚更不放在他眼里。

    这一点,吴佩孚深知。所以他也准备借冯玉祥这把刀,去做自己一直想而未能成行的事。

    可冯玉祥入豫,使刚刚经历过“河南易督”风波的河南督军赵倜心中又起波澜。

    赵倜原本是毅军出身,发迹于庚子年护送慈禧、光绪去西安避难。后来跟着袁世凯,出力颇多,又同是河南老乡,因此深得老袁欢心,得以成为河南督军。

    然后他督豫8年,对地方却无所建树,其治军也始终停滞于毅军后期那一套,毫无改变,故未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的军队,尤其是其弟赵杰的宏威军纪律之坏,远较一般北洋军队为甚,河南人之恨赵倜,以受他的军队纪律影响最大。

    历史书上说他:“其用人也,喜用行伍军官,幕僚则多系最老旧的北洋将弁学堂出身,保定军官学生在赵部则被斥为新进,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其搞钱也,据说有三个经常来源:一是欠饷自肥,军队经常欠饷数月,年终则马虎了事;二是把持河南省铜元局,买铜自造,从中取利;三是不通过省长公署和财政机关,直接向豫西产鸦片县份摊派鸦片捐款,尽入私囊。”

    他弄钱不少,却用钱很吝,部下很少得到他的好处,遇事当然不肯替他卖力,因此在诸路军阀中,他的部队战斗力是最低的。

    军阀时代,人“善”被人欺。在直皖战争前,洛阳刘镇华的镇嵩军调陕西后,段祺瑞调边防军两旅驻防洛阳,吴光新部亦曾一度调驻信阳,因此有换吴光新督豫之说。赵倜闻之,大起恐慌,乃运用徐树铮换上安福系重要分子王印川为河南省长,作为巩固自己督位的无形交换条件。

    省长换成了皖系的人,他就成了瘸腿督军。经此虚惊之后,赵倜认为专靠皖系不保险,乃派戴寿山为代表去南京与直系的第一员大将苏督李纯交接,求李纯于必要时由徐州出兵援豫。李纯虚与委蛇地答应了赵的要求,实则暗中派员到河南调查赵倜的实力,认为赵倜的豫军无战斗力。如果当时皖系要对赵倜下手,李纯的援助是不足恃的。

    靠不上李纯,还是得找帮手啊,不然靠自己的力量怎么和皖系斗?所以赵倜又派人与直系首领、直隶督军曹锟联络。时曹锟与段祺瑞间的矛盾渐大,曹认为赵倜是老实人,且直豫接壤,遂引为同调,并答应支持他。直皖战争前的4月间,赵倜还亲自到保定参加了以反皖系为目标的直、苏、鄂、赣、奉、吉、黑和河南的八省军事同盟。至此,赵倜完全从皖系转变到直系方面。

    在直皖战争之前,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撤,段祺瑞电赵阻吴军过境。然而在事前,吴佩孚即派员到汴与赵倜密议,许了战后仍然委派其为河南督军的愿。

    审时夺势的赵倜一边以“力有不逮”推辞段祺瑞,一边同意吴部通过并驻扎豫境京汉铁路沿线,属于标准的拉偏架。故在直皖战争中,赵倜虽未直接出兵参战,但他一直站在直军方面,使曹、吴无后顾之忧,不啻帮了直系大忙。

    在直皖战后,赵倜仍能保持其豫督地位,只把皖系省长王印川撤掉,换上直系的张凤台。

    不过仍是瘸腿督军。

    迨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节洛阳,要在这里练兵。豫境的京汉铁路线上及郑州以西都是直军队伍,大有强客压主的咄咄逼人之势。当时又有王承斌督豫之说,赵倜难免惴惴不安。

    于是在1921年初春,赵倜亲赴洛阳与吴佩孚周旋,对吴恳切表示,此后一切惟吴的命令是听。吴佩孚亦以在直系内部与王承斌有意见,不支持以王督豫,当面保证赵倜在豫的督位。一时水乳|交融,赵、吴并结了金兰之好。

    “易督”风波告一段落。

    在民国时代,以这样的实力做中原之地的督军,张汉卿很奇怪他怎么能在四面强敌环伺下生存的。不过赵倜虽然无能且无助,但他好歹是河南督军,手下还有那么几个人的。在一些事情上,如果做得好,完全可以在关键时候给吴佩孚添乱。他相信,赵倜对吴佩孚的强势作风不会欢迎的。

    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想法,张汉卿很希望让赵倜能起到搅屎棍的作用,便派人秘密联络了赵倜。

    赵倜对人民军在陕甘的大动作是又喜又忧。喜的是面临重兵压力,吴佩孚把重心都放在提防人民军南下,对赵倜的压制便少了;忧的是冯玉祥被赶出陕西,这河南地界上又多了一个强人,真的是个多灾多难!

    对人民军伸出的援手,他认为缓不济急:中间隔着一个吴佩孚呢。如果自己和人民军勾勾搭搭被老吴知道了,人民军能不能帮得上忙不好说,但他一定是先玩完的。

    但是他也没拒绝,因为张汉卿可不是找他联盟,而是给他指出一条“明路”。这个主意让他眼前豁然开朗,认为此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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