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麻云有些不解地样子，张三有些好笑，这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听几千年的理论，被奉为圭臬的理论突然有人大言不惭地说这理论有错误，教出来的人都成了伪君子。谁听了之后的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反驳，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质疑圣人之言。
凡事都有例外，比如麻云眼里的张三就是一个有资格质疑圣人之言之人。
麻云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在希望营内部有太多对张三盲目崇拜之人，越是在希望营待的久就越有这种感觉。
在希望营内部之人看来，似乎就没有张三不会的，不懂的。有这样能力之人，质疑圣人之言不就太顺理成章了吗？
“先生！若是仁义道德是错的，那我华夏要如何行事？”麻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仁义道德的天下会是如何。
“仁义道德没有错，但是却只能修身不能治国，治国需要的是利，稻麦之利，蚕桑之利，盐铁之利等等，治国一定要强调言利，一个国家不敢言利，这个国家一定是病态的。”
这又是一个颠覆性的言论，自古以来儒家都用天人感应对君主进行约束，使君主不敢肆意妄为，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
这惧的可不仅仅是乱臣贼子，还有君主，乱臣贼子担心自己遗臭万年，君主也担心自己身后有不可言之声名。
还没有人敢于公然在朝堂上言利，这与儒家思想的耻于言利是对立的。如果有人敢在朝堂上公然言利，必定会被朝臣群起而攻之。
张三竟然公然说朝廷应该言利，这话传到朝廷，必会被满朝的士大夫视为异端。
本来因为土地政策已经让士大夫将其视为生死大敌，这言利之说一出更会成为士大夫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麻云不知道士大夫怎么得罪先生了，为何先生对士大夫没有丝毫的好感，虽然先生从来没有说过厌恶士大夫的话，但是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似乎都是为了遏制士大夫的获利空间。
张三可不知道属下之人是认为自己受过士绅的迫害，才对士绅恨之入骨。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尽量复制未来，让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少走一点弯路。
张三在归绥城待了三天时间，仔细考察了一下河套平原目前的生态环境。对这里的环境进行了评估，这里理论上并不是理想农耕地区。若是没有河流的水利灌溉，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完全是卡在农牧分界线上。
河套地区北高南低，靠近黄河附近的河套平原，更是地势平坦，只要有水对于农民来说就是理想的农耕之地。
流经河套地区的黄河完美的解决了土地灌溉问题，使这里有了成为粮仓的基础。
为了开发河套，张三决定亲自走一趟陕北，去见一见新官上任的三边总督洪承畴。
临走时张三嘱咐麻云将巴特调回张北城，张北城现在兵力空虚，若是长期没有大军镇守，会让草原上一些心思阴暗之辈觉得有可乘之机，一场乱子下来，察哈尔草原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同时俘虏也不能闲着，归绥到张北的公路抓紧修起来。几万人白养着太浪费了，建设司和轻工业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安排人手过来对接，农业区也会派人接受屯田之要务。争取明年秋收后，归绥一带不用总部补贴，不但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养活驻防的军队。
第四旅剩下的人马在归绥就地扩军，补足巴特所带走的人马，并不断北上查探，深入漠北了解喀尔喀蒙古部落的虚实，最好能够跟喀尔喀蒙古部落进行接触。画好沿途的地形地貌，尤其要标注好大漠里的水源地，大漠行军没有水我们就会成为离水之鱼干涸而死。
若是喀尔喀蒙古部落愿意臣服我们，可以答应他们有一定的自治之权。但是必须在我大明统领之下，部落首领更迭，必须要经过大明同意，同时我大明有权调动喀尔喀蒙古的部落骑兵。
喀尔喀蒙古的问题，他并不担心，只要我们准备充足，拿下喀尔喀蒙古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所担心的是喀尔喀北方的北海附近那些罗刹人，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多少人。
若是人来的多了，再想要将其赶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毕竟是武装了欧洲火枪的火器部队。不过代价再大我们也不能让他们久居我们祖宗之地，一旦让他们待的时间长了，他们可就认为那里是他们的了。
对于张三的交待，麻云表态：一定认真完成先生交待的任务，并询问了在遇到喀尔喀蒙古部落反对时，第四旅该做如何反应？
张三表示军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若是喀尔喀蒙古部落不识抬举，可以不经请示直接出击。但是不要孤军深入，我们需要步步为营，沿途经过的水源地都要准备好安置百姓迁居到此地生发。建立稳固的后勤基地，为过往的大军提供必要的补给。
对北方的攻略是个漫长的过程，张三甚至觉得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有效占领整个鲜卑利亚都是个未知数。
毕竟中国人与北极熊不同，人家天生就生存在寒冷地带，对于苦寒之地有着天然的优势。而中国人更向往温暖的南方，中国人生存之地必须要能够耕种，以中国人的恋土情节，不能耕种的土地就是再多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无用之地。
所以说占据鲜卑利亚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汉人视戍边为发配，根本不愿意在边疆扎根，若是强行逼迫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官民对立。这与迁徙美洲新大陆不同，以中国人的眼光，只要他们一踏上新大陆的土地上马上就会看上那片土地，那样一片膏腴之地只要肯下力气，用不了几年就能挣下一片能够传之于子孙的基业。
而百姓对于北方之地的印象就是天寒地冻，种地也长不出多少粮食，除了野兽皮毛之外还有什么？即使强行迁徙过去也会想办法逃回来。
凡事都有例外，比如麻云眼里的张三就是一个有资格质疑圣人之言之人。
麻云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在希望营内部有太多对张三盲目崇拜之人，越是在希望营待的久就越有这种感觉。
在希望营内部之人看来，似乎就没有张三不会的，不懂的。有这样能力之人，质疑圣人之言不就太顺理成章了吗？
“先生！若是仁义道德是错的，那我华夏要如何行事？”麻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仁义道德的天下会是如何。
“仁义道德没有错，但是却只能修身不能治国，治国需要的是利，稻麦之利，蚕桑之利，盐铁之利等等，治国一定要强调言利，一个国家不敢言利，这个国家一定是病态的。”
这又是一个颠覆性的言论，自古以来儒家都用天人感应对君主进行约束，使君主不敢肆意妄为，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
这惧的可不仅仅是乱臣贼子，还有君主，乱臣贼子担心自己遗臭万年，君主也担心自己身后有不可言之声名。
还没有人敢于公然在朝堂上言利，这与儒家思想的耻于言利是对立的。如果有人敢在朝堂上公然言利，必定会被朝臣群起而攻之。
张三竟然公然说朝廷应该言利，这话传到朝廷，必会被满朝的士大夫视为异端。
本来因为土地政策已经让士大夫将其视为生死大敌，这言利之说一出更会成为士大夫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麻云不知道士大夫怎么得罪先生了，为何先生对士大夫没有丝毫的好感，虽然先生从来没有说过厌恶士大夫的话，但是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似乎都是为了遏制士大夫的获利空间。
张三可不知道属下之人是认为自己受过士绅的迫害，才对士绅恨之入骨。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尽量复制未来，让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少走一点弯路。
张三在归绥城待了三天时间，仔细考察了一下河套平原目前的生态环境。对这里的环境进行了评估，这里理论上并不是理想农耕地区。若是没有河流的水利灌溉，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完全是卡在农牧分界线上。
河套地区北高南低，靠近黄河附近的河套平原，更是地势平坦，只要有水对于农民来说就是理想的农耕之地。
流经河套地区的黄河完美的解决了土地灌溉问题，使这里有了成为粮仓的基础。
为了开发河套，张三决定亲自走一趟陕北，去见一见新官上任的三边总督洪承畴。
临走时张三嘱咐麻云将巴特调回张北城，张北城现在兵力空虚，若是长期没有大军镇守，会让草原上一些心思阴暗之辈觉得有可乘之机，一场乱子下来，察哈尔草原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同时俘虏也不能闲着，归绥到张北的公路抓紧修起来。几万人白养着太浪费了，建设司和轻工业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安排人手过来对接，农业区也会派人接受屯田之要务。争取明年秋收后，归绥一带不用总部补贴，不但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养活驻防的军队。
第四旅剩下的人马在归绥就地扩军，补足巴特所带走的人马，并不断北上查探，深入漠北了解喀尔喀蒙古部落的虚实，最好能够跟喀尔喀蒙古部落进行接触。画好沿途的地形地貌，尤其要标注好大漠里的水源地，大漠行军没有水我们就会成为离水之鱼干涸而死。
若是喀尔喀蒙古部落愿意臣服我们，可以答应他们有一定的自治之权。但是必须在我大明统领之下，部落首领更迭，必须要经过大明同意，同时我大明有权调动喀尔喀蒙古的部落骑兵。
喀尔喀蒙古的问题，他并不担心，只要我们准备充足，拿下喀尔喀蒙古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所担心的是喀尔喀北方的北海附近那些罗刹人，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多少人。
若是人来的多了，再想要将其赶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毕竟是武装了欧洲火枪的火器部队。不过代价再大我们也不能让他们久居我们祖宗之地，一旦让他们待的时间长了，他们可就认为那里是他们的了。
对于张三的交待，麻云表态：一定认真完成先生交待的任务，并询问了在遇到喀尔喀蒙古部落反对时，第四旅该做如何反应？
张三表示军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若是喀尔喀蒙古部落不识抬举，可以不经请示直接出击。但是不要孤军深入，我们需要步步为营，沿途经过的水源地都要准备好安置百姓迁居到此地生发。建立稳固的后勤基地，为过往的大军提供必要的补给。
对北方的攻略是个漫长的过程，张三甚至觉得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有效占领整个鲜卑利亚都是个未知数。
毕竟中国人与北极熊不同，人家天生就生存在寒冷地带，对于苦寒之地有着天然的优势。而中国人更向往温暖的南方，中国人生存之地必须要能够耕种，以中国人的恋土情节，不能耕种的土地就是再多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无用之地。
所以说占据鲜卑利亚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汉人视戍边为发配，根本不愿意在边疆扎根，若是强行逼迫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官民对立。这与迁徙美洲新大陆不同，以中国人的眼光，只要他们一踏上新大陆的土地上马上就会看上那片土地，那样一片膏腴之地只要肯下力气，用不了几年就能挣下一片能够传之于子孙的基业。
而百姓对于北方之地的印象就是天寒地冻，种地也长不出多少粮食，除了野兽皮毛之外还有什么？即使强行迁徙过去也会想办法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