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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象乾回到武昌府。
十八名盗匪暂时被关进大牢。
与父亲王之垣的担忧一样,王象乾回来的路上已经想清楚了,抓到这些人并不能说明什么。
倘若接下来的审讯毫无结果,那这次努力非但白费了,还打草惊蛇,后面的工作指定更难展开。
所以审讯显得尤为重要。
王象乾感觉自己这方面不擅长,便跑去请教他父亲王之垣。
“爹,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审?”
“如果遇到不怕死的,那怎么审都没用。”王之垣回道。
“所以才来请教爹的嘛,爹什么样的江洋大盗都审过,有什么妙法可以教教我,不然还真怕白折腾一场。”
“对付他们那些人,酷刑毒打肯定不行,他们根本不吃那一套。”
“那用什么办法?”
“依我看,不急着审,想方设法先查明他们的出身来历,确定都是不是孤家寡人一个,倘若是,那就不用审了,你肯定白折腾一场;如果不是,咱再慢慢想办法,或许才有希望。”
“嗯,爹言之有理。”王象乾先是点了点头,随即又道,“可即便是查他们的出身来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如果他们一个个死不开口怎么办?”
王之垣喃喃地道:“无论怎么说,首先必须得找到他们的软肋所在。”
……
朱翊镠很快收到王象乾的消息。
王象乾回到武昌府后,第一时间八百里加急将这个消息送到京城。
起初朱翊镠也很兴奋。
可转念一想,很快想明白了,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抓到十八名盗匪,无非将他们绳之以法,可他们背后的人呢?将他们背后组织连根拔起才是关键。
杀人容易,就像那一百四十八名号称流民的人,只需一句话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可不解决根本。
王象乾肯定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八百里加急向他请示。
然而他也头疼,这个世界一没身份证,二没识别人脸、指纹的科技。
假若被审讯的人就是不开口,要查他的出身来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非有人认识他。
可认识他的人在哪里?有什么理由出面指正他?如此恐怖的组织,试问又有几人敢与他们明着作对?
所以这都是问题。
不过总算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绝不能轻易放弃。
朱翊镠想了又想。
最后作出一个决定,当即给王象乾八百里加急送去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将其中一半继续留在武昌府,而将另一半秘密押解京城。
至于王象乾请示的审问方式,朱翊镠的答复是:随便。
言下之意是,可以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审讯方式。
……
王象乾很快也收到朱翊镠的旨意。
对此他颇为不解:为什么要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又要将一半留在武昌府而另一半偷偷押解京城?
王之垣也百思不得其解,“莫非陛下想到什么好的审讯方法?”
“如果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王象乾不以为然地道,“如果是,为什么不将所有盗匪都押解京师呢?”
“陛下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实非我辈所能及,还是照他旨意去做,赶紧秘密送往京师九人吧。”
比起儿子王象乾,王之垣自以为要更懂朱翊镠,毕竟朱翊镠在江陵时,与他交往过多次。
而王象乾之前不过是兵部的一名六品主事,别说了解朱翊镠,平常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点王象乾自己也承认。
既然猜不透朱翊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也只能照做了。
当即将九名盗匪秘密押解京城。
朱翊镠在信中还刻意交代了一个细节:将九名盗匪的眼睛全部蒙上,不让他们知道自己被运送至哪里。
这样,依朱翊镠之意,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一半留在武昌府,另一半秘密运往京师。
除了王之垣、王象乾父子知晓,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包括朱八戒,暂时也不知道。
不过王象乾拿自己当诱饵、抓获十八名盗匪的消息不胫而飞,迅速在湖广河南两地传得沸沸扬扬。
自然也很快传到了京城。
……
由查验出身来历不易这件事,朱翊镠想到了要制作“身份证”。
身份证,是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顾名思义,身份证自然是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张小卡片,但其实里面包含有太多的个人信息,因此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且是识别人、区别于他人的有效证件。
但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持的古代,人们虽然也有身份证,不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或者说在古代并不是所有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古代普通人一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只有那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有身份证明。
就是说,身份证并非现今才有,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却是官员的识别符号。最早的身份证是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发明了照身帖。
照身帖由官府发放,是一块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和籍贯信息。国人必须持有,若没有就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之类的。
到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
“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
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
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到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
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
由此可见,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经不仅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范围逐渐扩大。
但普及度依然非常有限,而且还是针对于那些有一定身份有地位的人,底层人士,像普通百姓、流民等,仍然没有自己有效的身份证明。
朱翊镠觉得迫切需要这个东西,身份证的功能太多了。
不仅可以证明自己、区别他人,更重要的是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像这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那查案就方便很多。
户部掌管全国人口的工作,制作身份证的任务只能交给户部。
“来人。”
一念及此,朱翊镠大喝一声。
“万岁爷。”
立马儿有一名值守的近侍进来。
“召户部尚书速来觐见。”
“万岁爷,新任户部尚书还没担任。”
“靠!”朱翊镠一时性急,忘了这一茬儿,“那把首辅申先生叫来。”
“奴婢这就去。”
……
。
王象乾回到武昌府。
十八名盗匪暂时被关进大牢。
与父亲王之垣的担忧一样,王象乾回来的路上已经想清楚了,抓到这些人并不能说明什么。
倘若接下来的审讯毫无结果,那这次努力非但白费了,还打草惊蛇,后面的工作指定更难展开。
所以审讯显得尤为重要。
王象乾感觉自己这方面不擅长,便跑去请教他父亲王之垣。
“爹,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审?”
“如果遇到不怕死的,那怎么审都没用。”王之垣回道。
“所以才来请教爹的嘛,爹什么样的江洋大盗都审过,有什么妙法可以教教我,不然还真怕白折腾一场。”
“对付他们那些人,酷刑毒打肯定不行,他们根本不吃那一套。”
“那用什么办法?”
“依我看,不急着审,想方设法先查明他们的出身来历,确定都是不是孤家寡人一个,倘若是,那就不用审了,你肯定白折腾一场;如果不是,咱再慢慢想办法,或许才有希望。”
“嗯,爹言之有理。”王象乾先是点了点头,随即又道,“可即便是查他们的出身来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如果他们一个个死不开口怎么办?”
王之垣喃喃地道:“无论怎么说,首先必须得找到他们的软肋所在。”
……
朱翊镠很快收到王象乾的消息。
王象乾回到武昌府后,第一时间八百里加急将这个消息送到京城。
起初朱翊镠也很兴奋。
可转念一想,很快想明白了,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抓到十八名盗匪,无非将他们绳之以法,可他们背后的人呢?将他们背后组织连根拔起才是关键。
杀人容易,就像那一百四十八名号称流民的人,只需一句话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可不解决根本。
王象乾肯定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八百里加急向他请示。
然而他也头疼,这个世界一没身份证,二没识别人脸、指纹的科技。
假若被审讯的人就是不开口,要查他的出身来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非有人认识他。
可认识他的人在哪里?有什么理由出面指正他?如此恐怖的组织,试问又有几人敢与他们明着作对?
所以这都是问题。
不过总算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绝不能轻易放弃。
朱翊镠想了又想。
最后作出一个决定,当即给王象乾八百里加急送去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将其中一半继续留在武昌府,而将另一半秘密押解京城。
至于王象乾请示的审问方式,朱翊镠的答复是:随便。
言下之意是,可以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审讯方式。
……
王象乾很快也收到朱翊镠的旨意。
对此他颇为不解:为什么要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又要将一半留在武昌府而另一半偷偷押解京城?
王之垣也百思不得其解,“莫非陛下想到什么好的审讯方法?”
“如果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王象乾不以为然地道,“如果是,为什么不将所有盗匪都押解京师呢?”
“陛下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实非我辈所能及,还是照他旨意去做,赶紧秘密送往京师九人吧。”
比起儿子王象乾,王之垣自以为要更懂朱翊镠,毕竟朱翊镠在江陵时,与他交往过多次。
而王象乾之前不过是兵部的一名六品主事,别说了解朱翊镠,平常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点王象乾自己也承认。
既然猜不透朱翊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也只能照做了。
当即将九名盗匪秘密押解京城。
朱翊镠在信中还刻意交代了一个细节:将九名盗匪的眼睛全部蒙上,不让他们知道自己被运送至哪里。
这样,依朱翊镠之意,将十八名盗匪一分为二,一半留在武昌府,另一半秘密运往京师。
除了王之垣、王象乾父子知晓,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包括朱八戒,暂时也不知道。
不过王象乾拿自己当诱饵、抓获十八名盗匪的消息不胫而飞,迅速在湖广河南两地传得沸沸扬扬。
自然也很快传到了京城。
……
由查验出身来历不易这件事,朱翊镠想到了要制作“身份证”。
身份证,是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顾名思义,身份证自然是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张小卡片,但其实里面包含有太多的个人信息,因此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且是识别人、区别于他人的有效证件。
但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持的古代,人们虽然也有身份证,不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或者说在古代并不是所有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古代普通人一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只有那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有身份证明。
就是说,身份证并非现今才有,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却是官员的识别符号。最早的身份证是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发明了照身帖。
照身帖由官府发放,是一块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和籍贯信息。国人必须持有,若没有就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之类的。
到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
“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
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
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到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
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
由此可见,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经不仅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范围逐渐扩大。
但普及度依然非常有限,而且还是针对于那些有一定身份有地位的人,底层人士,像普通百姓、流民等,仍然没有自己有效的身份证明。
朱翊镠觉得迫切需要这个东西,身份证的功能太多了。
不仅可以证明自己、区别他人,更重要的是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像这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那查案就方便很多。
户部掌管全国人口的工作,制作身份证的任务只能交给户部。
“来人。”
一念及此,朱翊镠大喝一声。
“万岁爷。”
立马儿有一名值守的近侍进来。
“召户部尚书速来觐见。”
“万岁爷,新任户部尚书还没担任。”
“靠!”朱翊镠一时性急,忘了这一茬儿,“那把首辅申先生叫来。”
“奴婢这就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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