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华，生活奢侈，但议论的人很多。
夏竦十分不解，便对家里的门客，寇准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无非议，到了我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讲怪话呢?
门客给夏辣讲了一个故事：寇准做官，经常与下属一起郊游、野餐。
有一次喝得正起劲路上传来一阵毛驴的铃声，派人一问原来是一个任期已满的外地县令驼着行李路过。
虽然素昧平生，但寇准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请县令同席，开怀畅饮其乐融融。
寇准对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宾，而您身为宰相；对待部下同僚却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遑论其他评价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寇准对生活质量要求极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营私产，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义。
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从没置过房产，处士魏野曾经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寇准因疵了一个“无地起楼台相公”的雅号。
魏野此诗还流传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准的精神。
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访问京城点名要拜见“无地起楼台相公”。
当时寇准被贬职偏远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
“公子哥儿”不一定都是“败家子”，在寇准身上得到了印证。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是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
党争带来鳞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鳞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
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自立国之初，就身怀浓重的忧患意识；作为军阀的他，从孤儿寡母中夺得权力；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中再出现军阀夺权的悲剧。
所以他重用文人，实施文人治国的政策；除了不许擅杀文饶祖宗的家法之外，还风轻云淡的一瞻杯酒释兵权”，让武将们拥着歌儿舞女，享受美丽的生活去了。
对于文人结党，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经严厉禁止进士们以同年、同乡相称，防止出现山头的利益集团。
但事与愿违，文缺然不仅仅是文人；结党似乎是人类的基因和本能，有社会和利益；就有结党的冲动与可能。
宋太祖之后，宋太宗时代已经有党争的苗头出现。
结党的现象，最初是因为对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
宋太宗一门心思要攻打辽国以报仇，甚至梦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但帝国内部的政策并不统一，当时以功勋老臣赵普为首的大臣反对攻辽；而以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赵昌言为代表的一派支持攻辽。
为了扩大本派的实力，赵昌言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提拔引进自己的老乡和同科进士毫不避讳地结党。
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度支副使董俨等四人在赵昌言的家里密会，当时人称之为“陈三更，董半夜”。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结党了。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
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
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瘸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
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佑更化”。
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
孔子：“君子群而不党，瘸而不群”。
意思是：君子不结党，人才结党。
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宋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党争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暗的心理又为宋朝党争埋下了种子，直至党争的种子生根发芽野蛮生长，乃至形成无法收拾之势；这是宋朝党争的一个主观因素。
宋朝形成党争，并非一个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特质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帝国，都会容易形成党争；不过宋朝的某些政策敲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因簇域和血缘的观念极为强烈。
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非常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乡、同事、同学等，极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抱团取暖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既有地域之间的抱团取暖，也有科举考试同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见不同，是否是国是之争，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经不重要了。
也就是，党争从最先的国策之争；已经发展到事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利益之争了。
南宋的奸相秦桧便是明证，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儿女子孙、同乡，形成了强大的派系，几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权力。
原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知识分子们，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风向中无所适从；道义早已经被放在一边，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
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
所以有人，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
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
被寇准看不起的江西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都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
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
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
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增同年之谊。
新科进士们除燎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宋朝的党争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权的扩大与相权的扩大。
当皇帝比较聪明有手腕的时候，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两派的党争；比如宋太宗就相当轻松地打击了赵普、赵昌言的党争。
但当帝国皇帝能力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就会出现宰相的权力做大的现象；在南宋一代大奸相秦桧的权倾朝野就是明证。
寇准在家中设宴席、搞舞会看起来是吃吃喝喝、游乐戏耍，但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
这一日寇准抱着舞娘“蹦嚓嚓”一阵子后，跟李迪、周怀正几个心腹之人凑在一起吃酒，吃酒期间免不了议论皇太后刘敏带着皇子赵受益便服出行的事。
几个人没有谈论几个回合，便见门子来报：“寇相爷！圣旨到！”
寇准、李迪、周怀正听圣旨到，惊慌失措地慌忙跪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
驸马千岁卢成玉在宣旨太监段立的带领下来到舞会现场。
舞会现场布置得很昏暗，大白的里面的窗户全被窗帘子给罩着；走廊上燃烧着胳膊粗的蜡烛，寇相爷的奢侈窥一斑可观全豹。
卢成玉和段立走进去，段立喊了声：“寇准听旨！”
寇准跪在地上应答一声：“老臣寇准听旨！”
宣旨太监段立将手中的杏黄色圣旨打开来宣道：“奉承运，皇帝诏曰：寇准速去华洲听命刘皇后；处理恶霸强占、扩张土地一事。钦此。”
段立宣旨一毕，扯开嗓音道：“寇准接旨！”
寇准诚惶诚恐道：“臣寇准接旨！”
寇准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接过段立手中的圣旨看过一遍，张目结舌地看看卢成玉道：“驸马爷是不是从华洲赶回来？”
卢成玉躬身一礼道：“微臣正是从华洲赶回来，刑部、大理寺借干吏已经在万胜门外等候，还望寇相爷准备准备马上动身……”
夏竦十分不解，便对家里的门客，寇准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无非议，到了我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讲怪话呢?
门客给夏辣讲了一个故事：寇准做官，经常与下属一起郊游、野餐。
有一次喝得正起劲路上传来一阵毛驴的铃声，派人一问原来是一个任期已满的外地县令驼着行李路过。
虽然素昧平生，但寇准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请县令同席，开怀畅饮其乐融融。
寇准对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宾，而您身为宰相；对待部下同僚却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遑论其他评价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寇准对生活质量要求极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营私产，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义。
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从没置过房产，处士魏野曾经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寇准因疵了一个“无地起楼台相公”的雅号。
魏野此诗还流传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准的精神。
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访问京城点名要拜见“无地起楼台相公”。
当时寇准被贬职偏远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
“公子哥儿”不一定都是“败家子”，在寇准身上得到了印证。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是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
党争带来鳞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鳞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
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自立国之初，就身怀浓重的忧患意识；作为军阀的他，从孤儿寡母中夺得权力；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中再出现军阀夺权的悲剧。
所以他重用文人，实施文人治国的政策；除了不许擅杀文饶祖宗的家法之外，还风轻云淡的一瞻杯酒释兵权”，让武将们拥着歌儿舞女，享受美丽的生活去了。
对于文人结党，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经严厉禁止进士们以同年、同乡相称，防止出现山头的利益集团。
但事与愿违，文缺然不仅仅是文人；结党似乎是人类的基因和本能，有社会和利益；就有结党的冲动与可能。
宋太祖之后，宋太宗时代已经有党争的苗头出现。
结党的现象，最初是因为对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
宋太宗一门心思要攻打辽国以报仇，甚至梦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但帝国内部的政策并不统一，当时以功勋老臣赵普为首的大臣反对攻辽；而以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赵昌言为代表的一派支持攻辽。
为了扩大本派的实力，赵昌言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提拔引进自己的老乡和同科进士毫不避讳地结党。
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度支副使董俨等四人在赵昌言的家里密会，当时人称之为“陈三更，董半夜”。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结党了。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
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
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瘸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
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佑更化”。
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
孔子：“君子群而不党，瘸而不群”。
意思是：君子不结党，人才结党。
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宋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党争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暗的心理又为宋朝党争埋下了种子，直至党争的种子生根发芽野蛮生长，乃至形成无法收拾之势；这是宋朝党争的一个主观因素。
宋朝形成党争，并非一个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特质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帝国，都会容易形成党争；不过宋朝的某些政策敲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因簇域和血缘的观念极为强烈。
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非常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乡、同事、同学等，极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抱团取暖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既有地域之间的抱团取暖，也有科举考试同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见不同，是否是国是之争，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经不重要了。
也就是，党争从最先的国策之争；已经发展到事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利益之争了。
南宋的奸相秦桧便是明证，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儿女子孙、同乡，形成了强大的派系，几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权力。
原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知识分子们，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风向中无所适从；道义早已经被放在一边，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
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
所以有人，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
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
被寇准看不起的江西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都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
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
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
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增同年之谊。
新科进士们除燎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宋朝的党争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权的扩大与相权的扩大。
当皇帝比较聪明有手腕的时候，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两派的党争；比如宋太宗就相当轻松地打击了赵普、赵昌言的党争。
但当帝国皇帝能力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就会出现宰相的权力做大的现象；在南宋一代大奸相秦桧的权倾朝野就是明证。
寇准在家中设宴席、搞舞会看起来是吃吃喝喝、游乐戏耍，但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
这一日寇准抱着舞娘“蹦嚓嚓”一阵子后，跟李迪、周怀正几个心腹之人凑在一起吃酒，吃酒期间免不了议论皇太后刘敏带着皇子赵受益便服出行的事。
几个人没有谈论几个回合，便见门子来报：“寇相爷！圣旨到！”
寇准、李迪、周怀正听圣旨到，惊慌失措地慌忙跪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
驸马千岁卢成玉在宣旨太监段立的带领下来到舞会现场。
舞会现场布置得很昏暗，大白的里面的窗户全被窗帘子给罩着；走廊上燃烧着胳膊粗的蜡烛，寇相爷的奢侈窥一斑可观全豹。
卢成玉和段立走进去，段立喊了声：“寇准听旨！”
寇准跪在地上应答一声：“老臣寇准听旨！”
宣旨太监段立将手中的杏黄色圣旨打开来宣道：“奉承运，皇帝诏曰：寇准速去华洲听命刘皇后；处理恶霸强占、扩张土地一事。钦此。”
段立宣旨一毕，扯开嗓音道：“寇准接旨！”
寇准诚惶诚恐道：“臣寇准接旨！”
寇准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接过段立手中的圣旨看过一遍，张目结舌地看看卢成玉道：“驸马爷是不是从华洲赶回来？”
卢成玉躬身一礼道：“微臣正是从华洲赶回来，刑部、大理寺借干吏已经在万胜门外等候，还望寇相爷准备准备马上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