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讲完故事后拂袖而去，留下众人在原地深思。制假贩假倒霉的是国家和百姓，国家少征收了税，百姓损失了钱财，这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如同溃堤之蚁，是绝对明令禁止的行为。以前由于冶炼和铸造工艺落后，中央王朝并不能杜绝纹银掺假的情况，甚至有些不法商人会兑换铜钱进行熔炼，铸造成铜器后再高价转卖。如今得益于火器研发和修建跨河大桥，明朝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储备，加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自身需要，印发新币已成为时代的趋势。
有明一代对外贸易几乎从未中断，即便嘉靖年间倭寇横行，但还是有大宗的商品出口到阿拉伯和波斯一带，再经奥斯曼帝国转运到欧洲各地。朱由校上台以后，一方面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威胁，保证航运的畅通；另一方面鼓励发展手工业，增加出口的数量。
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如今朝廷每年征收的商业税多达四百万两白银，加上进出口的关税和贸易利润，还有农业税、矿税、盐税等传统岁入，加起来接近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这些银两已经完全可以保证大明公司的高速运转，但相较于整个国内的生产总值，其实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根据黄仁宇着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我们可以知道明朝的税收比例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这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税赋背后有接近一亿两白银的产值。如此庞大的白银流通基数，一旦换成银元后不但将大大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且还会提升朝廷动员帝国资源的能力。当然了有很多人肯定会怀疑明朝赋税比例偏低的事实，在这里不妨赘言几句。
要说研究明朝的权威着作当属官方编写的正史，但因《明史》是满清人的杰作，里面有很多不足信的地方，所以人们更愿意翻看实录来取证。不过《明史》对赋税的记载非常详细，可以作为参考。
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农业税自始至终的变化不大，考虑到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明朝的税赋其实是不断在减少。至于商业税，万历、天启想恢复矿税就被骂的一无是处，倒是一月皇帝和亡国之君被东林吹上了天，其中的玄妙众人自明。
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朝的赋税低为何末年还会有农民起义？作者认为起义的原始动力是为了活下去。由于小冰川气候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普遍减产，甘肃、陕西等地甚至颗粒无收，即便朝廷不向他们追加三饷，大量的流民得不到朝廷赈济还是会生变故，而此时明朝已经在辽东苦苦支撑，孙承宗甚至想把堡垒一直修到辽东腹地，从军事上来讲这是对付八旗劲旅的最佳选择，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朋友们会反问为什么明朝末年不能有效的赈济灾民，这得从公务员编制和税收制度说起。有明一代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官吏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内，三杨时期虽有所增加，但文官总数也仅有两万左右，吏员的总数约为五万，如果再扣除供职于军中的文吏，真正管理地方的公务员不会超过六万人。
我们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把明朝的管理体系再形象一点。传统的明朝一般指两京一十三省，共约一千四百个县，去掉宣慰司、都司后，做少也还有一千一百个。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六万人分散开来每个县也只不到五十五人。这么点人要要负责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工作，即便放到信息时代也做不到啊！事实上，这些人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县衙当差。
如此就引发了伴随明朝的两个矛盾，一是贪污屡禁不止，二是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不足。说到这里朋友们已经愤怒的拿起了西瓜刀，誓要将小弟摁在地上问问锦衣卫、东西厂是何许机构。诚然这些暴力机关都是维护皇权的工具，历朝历代又何曾缺失过，当今世界最着名的军情五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克格勃等机构难不成是卖早点的？况且诏狱里关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正是这些人把持了社会上的主要财富和舆论，他们横在朝廷和百姓之间，欺上瞒下聚敛利益，最终导致国弱民穷逐渐走向了灭亡。
基于这个判断，朱由校在财政好转的同时不断扩充地方官吏的编制，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共同管理国家是不行的。若继续像以前那样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商业的繁荣不但不会增加朝廷的收入，反而会滋生另一个东林党掣肘朝廷的各项政令，这也是为何崇祯皇帝抱着一座金山却无法向商人们多征到一两赋税的原因。
在如今的形势下，朱由校有绝对的把握控制社会的主要资源，一是新军已经全部改编完成，他可以物理超度一切敌人；二是义务教育普及后，官僚集团中每年要吸纳大量的寒门子弟，朱由校不仅与他们在政策上有天然的默契，还可以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三是他牢牢的控制着对外贸易，所有出口的货物都要由织造局、华远贸易公司经手，待海关盘查后才能装船出海，最后在马六甲海峡的新港换成官船再运至目的地。四是朝廷设立的钱庄和粮仓遍布全国，统一规定各省的粮食价格，避免商人利用价格波动剥削农民。另外朝廷还出台了多组优惠政策，明里暗里的挤压私人钱庄，开始为全面取缔私人钱庄做初步的尝试，继而强制推动新币改革，将全国的财物集中到朝廷手里。
当然，若想让周边藩属和欧洲那些贸易国也使用明朝的货币，前提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绝对压制。为此，朱由校在不断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同时，也再次向西域派出庞大的建设兵团为丝绸之路开道。
有明一代对外贸易几乎从未中断，即便嘉靖年间倭寇横行，但还是有大宗的商品出口到阿拉伯和波斯一带，再经奥斯曼帝国转运到欧洲各地。朱由校上台以后，一方面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威胁，保证航运的畅通；另一方面鼓励发展手工业，增加出口的数量。
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如今朝廷每年征收的商业税多达四百万两白银，加上进出口的关税和贸易利润，还有农业税、矿税、盐税等传统岁入，加起来接近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这些银两已经完全可以保证大明公司的高速运转，但相较于整个国内的生产总值，其实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根据黄仁宇着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我们可以知道明朝的税收比例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这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税赋背后有接近一亿两白银的产值。如此庞大的白银流通基数，一旦换成银元后不但将大大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且还会提升朝廷动员帝国资源的能力。当然了有很多人肯定会怀疑明朝赋税比例偏低的事实，在这里不妨赘言几句。
要说研究明朝的权威着作当属官方编写的正史，但因《明史》是满清人的杰作，里面有很多不足信的地方，所以人们更愿意翻看实录来取证。不过《明史》对赋税的记载非常详细，可以作为参考。
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农业税自始至终的变化不大，考虑到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明朝的税赋其实是不断在减少。至于商业税，万历、天启想恢复矿税就被骂的一无是处，倒是一月皇帝和亡国之君被东林吹上了天，其中的玄妙众人自明。
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朝的赋税低为何末年还会有农民起义？作者认为起义的原始动力是为了活下去。由于小冰川气候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普遍减产，甘肃、陕西等地甚至颗粒无收，即便朝廷不向他们追加三饷，大量的流民得不到朝廷赈济还是会生变故，而此时明朝已经在辽东苦苦支撑，孙承宗甚至想把堡垒一直修到辽东腹地，从军事上来讲这是对付八旗劲旅的最佳选择，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朋友们会反问为什么明朝末年不能有效的赈济灾民，这得从公务员编制和税收制度说起。有明一代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官吏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内，三杨时期虽有所增加，但文官总数也仅有两万左右，吏员的总数约为五万，如果再扣除供职于军中的文吏，真正管理地方的公务员不会超过六万人。
我们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把明朝的管理体系再形象一点。传统的明朝一般指两京一十三省，共约一千四百个县，去掉宣慰司、都司后，做少也还有一千一百个。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六万人分散开来每个县也只不到五十五人。这么点人要要负责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工作，即便放到信息时代也做不到啊！事实上，这些人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县衙当差。
如此就引发了伴随明朝的两个矛盾，一是贪污屡禁不止，二是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不足。说到这里朋友们已经愤怒的拿起了西瓜刀，誓要将小弟摁在地上问问锦衣卫、东西厂是何许机构。诚然这些暴力机关都是维护皇权的工具，历朝历代又何曾缺失过，当今世界最着名的军情五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克格勃等机构难不成是卖早点的？况且诏狱里关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正是这些人把持了社会上的主要财富和舆论，他们横在朝廷和百姓之间，欺上瞒下聚敛利益，最终导致国弱民穷逐渐走向了灭亡。
基于这个判断，朱由校在财政好转的同时不断扩充地方官吏的编制，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共同管理国家是不行的。若继续像以前那样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商业的繁荣不但不会增加朝廷的收入，反而会滋生另一个东林党掣肘朝廷的各项政令，这也是为何崇祯皇帝抱着一座金山却无法向商人们多征到一两赋税的原因。
在如今的形势下，朱由校有绝对的把握控制社会的主要资源，一是新军已经全部改编完成，他可以物理超度一切敌人；二是义务教育普及后，官僚集团中每年要吸纳大量的寒门子弟，朱由校不仅与他们在政策上有天然的默契，还可以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三是他牢牢的控制着对外贸易，所有出口的货物都要由织造局、华远贸易公司经手，待海关盘查后才能装船出海，最后在马六甲海峡的新港换成官船再运至目的地。四是朝廷设立的钱庄和粮仓遍布全国，统一规定各省的粮食价格，避免商人利用价格波动剥削农民。另外朝廷还出台了多组优惠政策，明里暗里的挤压私人钱庄，开始为全面取缔私人钱庄做初步的尝试，继而强制推动新币改革，将全国的财物集中到朝廷手里。
当然，若想让周边藩属和欧洲那些贸易国也使用明朝的货币，前提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绝对压制。为此，朱由校在不断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同时，也再次向西域派出庞大的建设兵团为丝绸之路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