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在黎耀民等人的周密安排下，钱斯年、苏长欢和杨义师秘密会见了地下党二号人物，周先生。
大家就“迫夏抗日”还是“反夏抗日”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敲定双方以武力形式迫使夏怀甫同意联合抗日，而非推翻南京政府取而代之。
会谈结束时，周先生感慨地对钱斯年说：“少帅最令我敬佩之处在于，从始至终你都未曾问过一句，如此兵行险着，于你能有什么好处。可见，少帅完全从民族大义出发，未尝考虑过任何私人利害，实乃大仁大义之士。若夏公、田公之境界能及少帅万一，则我中华民族幸甚。”
钱斯年略有谦虚，回赞道：“周先生亦令钱某佩服！先生和地下党又何尝不是不计个体之荣辱，一心只为民族之存亡？若先生执意‘反夏抗日’，我与杨副司令未见不会妥协。但您体贴我等，不愿令我二人背上‘叛主’的千古骂名，只愿两党协作，共谋大计，亦是至仁至义。”
就这样，一场足可令风云变色的事件悄悄拉开了序幕。
十二月初，由于西北剿匪计划在钱斯年和杨义师的压制下始终搁置，夏怀甫不得已来到西安督战。此举引发了爱国学生的游行反对，群情激奋。夏怀甫授意钱斯年前往镇压，甚至下令必要时可对学生采用武力，使得众人对他最后一丝信任也消耗殆尽，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兵谏。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斯年曾多次面见夏怀甫，规劝他放弃和地下党的内斗，并主动请缨抗日，均遭到驳斥。面对如此食古不化的夏怀甫和步步紧逼的日寇外敌，钱斯年已别无选择。
十二日晚，钱斯年亲赴华清池将正在该处休息的夏怀甫扣押，而杨义师则负责将夏怀甫带来西安的随从一一拘捕。
与此同时，钱斯年和杨义师通电全国，发布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先生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哗然一片。
要知道，自古以来，以兵相谏，少有不被视为大逆不道、谋朝篡位的，无论将初衷粉饰得多么高尚，总会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史书遗臭。
但是，世人大概无法理解，钱斯年和杨义师此举，将自己的荣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就算将要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为的，就是民族大义，求的，只有抗日救亡。
果然，不理解的声音立即甚嚣尘上，即便是之前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夏怀甫的各界学生、先进人士，也开始发表文章口诛笔伐钱斯年、杨义师之举，认为他们在本已满目疮痍的国家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面对各界的质疑，钱斯年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还有地下党这个同盟，国际上也有地下党的上级组织在背后支持。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居然一纸声明发来，严正指责钱斯年和杨义师的行为，甚至主张杀死夏怀甫，取而代之。
原来，地下党和共产国际就“迫夏抗日”还是“反夏抗日”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导致两方面僵持不下，钱斯年和杨义师就成了舆论的牺牲者。
本以为会得到国际友人的声援，这下子反而骑虎难下，钱斯年只能独自面对各界压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不希望看到两党握手言和，共同抗敌的日本人。
他们险恶地将钱斯年的目的定义为“篡权夺位”，不惜将他比喻为其心可诛的司马昭，抹黑他的为人，甚至污蔑当初丢掉奉天城的“不抵抗”行为是早有预谋的卖国行径。
夏怀甫被扣押，南京方面自然也是乱作一团。
最为难的要数薛倩绫了，当初是她促成了东北易帜，也是她亲自说服钱斯年和夏怀甫合作，对抗田海欧的势力。其实，可以说没有钱斯年的东北军支持，夏怀甫也不可能坐上今日之高位。谁能想到，一直支持夏怀甫的钱斯年居然会突然发动兵谏，扣留了自己的同盟呢？这可真是“成也钱斯年，败也钱斯年”！
抛却合作关系不谈，薛倩绫和钱斯年，和苏长欢，都是多年故友，甚至干亲关系，他们夫妻怎能做出这种决断？实在令人想不通。
本就痛恨钱斯年“拐走”自己妹妹的冯云良更是借此机会发难，主张用留在南京的钱景睿为人质，换取夏怀甫的自由。
好在薛家大少爷薛楚杰深明大义，知道既然钱斯年敢做出扣留夏怀甫的决定，绝对不怕他们用自己的儿子相胁。再说，扣押夏怀甫是政治事件，他们用一个稚子去换一个总统，也未免过于天真儿戏、贻笑大方了。
另一方面，夏怀甫的政敌田海欧实际上本打算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但是冯碧云提醒他，这么做会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一旦钱斯年和夏怀甫突然握手言和，矛头将会立刻指向他，令他万劫不复，最好的办法是，逼得钱、夏彻底反目，最好夏怀甫能死在钱斯年手里，这样整个南京政府就是他们田氏的囊中之物了。
最终，南京政府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夏、薛、冯、唐四大家族为首的“和谈派”，另一派则是以行政院田海欧为首的“主战派”。
“和谈派”主张同钱、杨两位将军谈判，部分接受他们的主张，以期和平解决问题，释放总统夏怀甫。
而“主战派”则表示，钱、杨二人发动兵谏是藐视政府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正警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暴制暴，武力平息，否则恐怕今后多有效仿，政府威望何在？
显然，“主战派”根本不顾夏怀甫个人安危，一味只想着排除异己，甚至不惜激怒钱斯年，逼他杀掉夏怀甫。
大家就“迫夏抗日”还是“反夏抗日”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敲定双方以武力形式迫使夏怀甫同意联合抗日，而非推翻南京政府取而代之。
会谈结束时，周先生感慨地对钱斯年说：“少帅最令我敬佩之处在于，从始至终你都未曾问过一句，如此兵行险着，于你能有什么好处。可见，少帅完全从民族大义出发，未尝考虑过任何私人利害，实乃大仁大义之士。若夏公、田公之境界能及少帅万一，则我中华民族幸甚。”
钱斯年略有谦虚，回赞道：“周先生亦令钱某佩服！先生和地下党又何尝不是不计个体之荣辱，一心只为民族之存亡？若先生执意‘反夏抗日’，我与杨副司令未见不会妥协。但您体贴我等，不愿令我二人背上‘叛主’的千古骂名，只愿两党协作，共谋大计，亦是至仁至义。”
就这样，一场足可令风云变色的事件悄悄拉开了序幕。
十二月初，由于西北剿匪计划在钱斯年和杨义师的压制下始终搁置，夏怀甫不得已来到西安督战。此举引发了爱国学生的游行反对，群情激奋。夏怀甫授意钱斯年前往镇压，甚至下令必要时可对学生采用武力，使得众人对他最后一丝信任也消耗殆尽，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兵谏。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斯年曾多次面见夏怀甫，规劝他放弃和地下党的内斗，并主动请缨抗日，均遭到驳斥。面对如此食古不化的夏怀甫和步步紧逼的日寇外敌，钱斯年已别无选择。
十二日晚，钱斯年亲赴华清池将正在该处休息的夏怀甫扣押，而杨义师则负责将夏怀甫带来西安的随从一一拘捕。
与此同时，钱斯年和杨义师通电全国，发布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先生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哗然一片。
要知道，自古以来，以兵相谏，少有不被视为大逆不道、谋朝篡位的，无论将初衷粉饰得多么高尚，总会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史书遗臭。
但是，世人大概无法理解，钱斯年和杨义师此举，将自己的荣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就算将要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为的，就是民族大义，求的，只有抗日救亡。
果然，不理解的声音立即甚嚣尘上，即便是之前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夏怀甫的各界学生、先进人士，也开始发表文章口诛笔伐钱斯年、杨义师之举，认为他们在本已满目疮痍的国家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面对各界的质疑，钱斯年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还有地下党这个同盟，国际上也有地下党的上级组织在背后支持。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居然一纸声明发来，严正指责钱斯年和杨义师的行为，甚至主张杀死夏怀甫，取而代之。
原来，地下党和共产国际就“迫夏抗日”还是“反夏抗日”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导致两方面僵持不下，钱斯年和杨义师就成了舆论的牺牲者。
本以为会得到国际友人的声援，这下子反而骑虎难下，钱斯年只能独自面对各界压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不希望看到两党握手言和，共同抗敌的日本人。
他们险恶地将钱斯年的目的定义为“篡权夺位”，不惜将他比喻为其心可诛的司马昭，抹黑他的为人，甚至污蔑当初丢掉奉天城的“不抵抗”行为是早有预谋的卖国行径。
夏怀甫被扣押，南京方面自然也是乱作一团。
最为难的要数薛倩绫了，当初是她促成了东北易帜，也是她亲自说服钱斯年和夏怀甫合作，对抗田海欧的势力。其实，可以说没有钱斯年的东北军支持，夏怀甫也不可能坐上今日之高位。谁能想到，一直支持夏怀甫的钱斯年居然会突然发动兵谏，扣留了自己的同盟呢？这可真是“成也钱斯年，败也钱斯年”！
抛却合作关系不谈，薛倩绫和钱斯年，和苏长欢，都是多年故友，甚至干亲关系，他们夫妻怎能做出这种决断？实在令人想不通。
本就痛恨钱斯年“拐走”自己妹妹的冯云良更是借此机会发难，主张用留在南京的钱景睿为人质，换取夏怀甫的自由。
好在薛家大少爷薛楚杰深明大义，知道既然钱斯年敢做出扣留夏怀甫的决定，绝对不怕他们用自己的儿子相胁。再说，扣押夏怀甫是政治事件，他们用一个稚子去换一个总统，也未免过于天真儿戏、贻笑大方了。
另一方面，夏怀甫的政敌田海欧实际上本打算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但是冯碧云提醒他，这么做会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一旦钱斯年和夏怀甫突然握手言和，矛头将会立刻指向他，令他万劫不复，最好的办法是，逼得钱、夏彻底反目，最好夏怀甫能死在钱斯年手里，这样整个南京政府就是他们田氏的囊中之物了。
最终，南京政府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夏、薛、冯、唐四大家族为首的“和谈派”，另一派则是以行政院田海欧为首的“主战派”。
“和谈派”主张同钱、杨两位将军谈判，部分接受他们的主张，以期和平解决问题，释放总统夏怀甫。
而“主战派”则表示，钱、杨二人发动兵谏是藐视政府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正警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暴制暴，武力平息，否则恐怕今后多有效仿，政府威望何在？
显然，“主战派”根本不顾夏怀甫个人安危，一味只想着排除异己，甚至不惜激怒钱斯年，逼他杀掉夏怀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