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来访的江浙商人全都是来自宁波、绍兴两处地方，带队的这位是宁波府何氏兄弟手下的一名姓刘的掌柜，据说是与何肖何礼这两兄弟有亲戚关系。而何氏兄弟是宁波知府曲余同的亲信幕僚，曲余同与坐镇舟山的东海将军石迪文又是联姻关系，说起来也都是“自己人”。
而且石迪文提前就给这边发了电报，让钱天敦和石迪文对宁波府这边派到朝鲜经营产业的人稍稍照顾一些，至于怎么个照顾法，虽然电文里并没有提及，但肯定不是给人家吃闭门羹。所以不看僧面看佛面，这边也不好断然拒绝人家求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钱天敦就见一见这些人，顺便了解一下江浙地区的形势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今年四月联军舰队北上经过江浙地区的时候，曾专门在杭州湾举行了一场大型军演替曲余同造势，对于这场军演的后续影响如何，钱天敦还一直没有来得及过问。如今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想必结果也应该显现出来了。
宁波府来的这位刘掌柜刘建元倒是有点出乎钱天敦的意料，并不是老成持重的中老年男子，而是样貌颇为年轻的后生酗。钱天敦与他寒暄了几句，听他自我介绍才知道原来这人是何肖的外甥，之前便在负责一些与海汉相关的贸易。这次何肖把他派到朝鲜来，也是想看看这边有什么比较好的发财机会，趁着朝鲜元气大伤的时候捞上一笔。
当然了，刘建元背后的大金主并不是何肖，何肖也没这个资格来攀钱天敦的关系，主要还是宁波知府曲余同的意思。曲余同如今手头闲钱不少，但又不想惹人注目，所以在石迪文的鼓动之下，也是慢慢在海外投资置产，为自己和家族多准备几条后路。
曲余同早年在台湾岛等地置办的种植园已经开始有了收益，而今年朝鲜国的战事结束之后，他听石迪文说起朝鲜的状况，感觉这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仔细咨询了一番之后，便果断作出了决定，让何氏兄弟出面在朝鲜这边寻找适合的产业。要是能像海汉治下地区那样兴办种植园，便在朝鲜这边先圈下千八百亩地再说。
不过要在异国他乡建设种植园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朝鲜对开放农业项目本来就有所抵触，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有海汉官方对种植园项目的同等扶持力度，所以这差事也会比较考验经办人的能力。
这刘建元年纪轻轻便被派来朝鲜负责这种颇为棘手的事务，除了与何氏兄弟的亲戚关系之外，他本身倒也有些过人之处。这人见着钱天敦之后不卑不亢，比普通的商人少了几分油滑，多了几分坦诚。而且他与钱天敦交谈时并没有使用晦涩难懂的宁波方言，而是努力用不是特别顺畅的海汉官话来进行表达，这种细节上的用心倒是赢得了钱天敦的好感。
另外这刘建元长期在宁波府和舟山经营贸易，对于海汉主导的跨国贸易体系也不陌生，以前还跑到台湾岛待了半年，专门去学习种植园的经营模式。所以谈及贸易方面的事务，他都能做到有问有答，看得出肚子里是有些干货。
不过钱天敦身为军方将领，对于商贸方面也不便插手太多，所以他也没向刘建元给出什么具体的承诺，只说既然都是自己人，今后如果在朝鲜遇到不易解决的事，也可以向大同江基地这边求助。
钱天敦说出这种话，刘建元的背景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以刘建元为首的浙江商人送出手的礼物可不薄，除了给他和王汤姆各自备有一份大礼之外，还为驻军奉上了从浙江运来的粮食两万斤，家禽牲畜若干，还有好几百斤的外伤药材和几十匹纱布。这送给部队的礼物虽说不上是什么价值连城的贵重东西，但却极为实际，还真是像拜帖上写的那样，是专门跑来大同江劳军了。
钱天敦认为这刘建元算是个比较实在的聪明人，也是破例在会面结束之后主动留客吃饭。虽然在军营里条件受限，不便弄那种大鱼大肉的传统宴席，但刘建元等人得到这个邀请便已欣喜不已，哪还会对此挑三拣四。
到了席间气氛就比先前轻松一些了，钱天敦也主动提起了上半年在杭州湾军演的经历。刘建元闻弦歌而知意，便也顺势说起了浙江那边在这半年中的形势变化。
正如海汉举行军演展示武力的初衷那样，曲余同在浙江地区的影响力因此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杭州城里的某些高官，都不声不响地悄悄去了宁波府与他会面。这些人有些是担心自己的官帽子，要通过曲余同确认海汉人的态度，不会把浙江沿海地区当作下一个侵略的目标。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通过曲余同跟海汉搭上关系，顺便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从海汉这边换取一些好处。
到入秋的时候，浙江官场上便已经有一些传言，称曲余同可能会得到升迁，被朝廷调去别的地方任职。不过曲余同在这个时候倒是很沉得住气，也没有把升迁机会当作自己唯一的出路，在征求了石迪文的意见之后，他也效仿福建的许心素，主动上书要求继续在宁波府执政。
曲余同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朝廷如果要以升迁的名义将他调离宁波，无非就是觉得他与海汉人走得太近了。但调到京城封个闲职，或是调去内陆地区任职，他的优势就将会不复存在——离开宁波，他对于海汉的价值将会直线下滑，而且海汉也很难再充当他的靠山。到时候他要么在诸多限制之下变成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熬到告老还乡的年纪才能解脱，要么就只能主动辞官离开官场，选择另外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但这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
只要留在宁波，一切皆可为。曲余同虽然没有什么分疆裂土的野心，但他也的确很享受当下在宁波当土皇帝的日子。虽然只是知府，权力远不及那些朝堂上的大人物，但除了权力之外，曲余同现在的日子也算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与海汉绑得太紧，今后在大明官场上的升迁很难再绕过海汉这个标志，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守着宁波府，不要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所以在杭州湾军演之后，浙江官场上的确太平了不少，反对与海汉往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小，而宁波府更是风平浪静。除了传出曲余同可能要调职的消息时，宁波市面上有些小小的震动，其他时候基本上都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
钱天敦听了当然不免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不过他也明白这曲余同只是文官，也不太可能再走许心素的发展道路，想要在地方上拥武自立是办不到的，顶多也就是守着宁波府这个风水宝地闷声发大财了。
但至少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宁波这个贸易窗口还将继续存在，海汉通过这个地方可以进行的操作有很多，曲余同升职还是留任这两种选择，可能的确会是后一种情况对海汉的好处更大一些。
不过接下来刘建元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很快便吸引了钱天敦的注意力。
海汉在宁波府象山、石浦等地以合作之名开办的盐场，如今已经开始有了产出，通过地方官府的操作，当地所出产的海盐便以官盐的名义在市面上售卖。由于海汉盐场的产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传统盐场，成本低廉的象山盐迅速占领了市场，还开始向内陆和长江以北区域扩张。
但这样一来，势必会触及到传统盐商的利益。而江浙地区大盐商的货源几乎都是来自于江苏的盐场，宁波府这些廉价海汉盐对市场的冲击立刻就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
浙江的几个官方盐场能有多大的盐产量，盐商们都是很清楚的。而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这些盐，品质比官方盐趁，价格比官盐低，这自然不可能产自官方盐场。至于这些廉价盐的源头在哪里，从何地流入市场，只要稍稍打听一下就自然不难查到了。
如果是遇到其他地方产出的私盐，淮扬大盐商们自然有一千种办法让竞争对手关门歇业，甚至是锒铛入狱都有可能。但宁波府这边的情况有些特殊，从中获得好处的可不仅仅只是主管盐业的官员，甚至有一些官员是直接参与到了经营当中，而且这些官员还不好招惹，全是地方卫所驻军的千户甚至指挥使，一般人哪里扳得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宁波府出产的这些盐的销售渠道大多被掌握在一些地方军头和官员手中，然后找个傀儡在市场上代销，自然就不会再分一杯羹给传统的盐商。就连知府曲余同，在象山和石浦的盐场也是有股份的。所以淮扬那边的盐商即便是想掺进来，那也没有资格直接从盐场拿货，只能充当地方分销商，利润方面肯定就要比一手货源差一大截了。
宁波这边的私盐背后就是官府在操作，淮扬盐商即便告官也是无用，但这是涉及到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大买卖，他们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市场，给海汉人和宁波府的大小官员打工。于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江浙间围绕盐业竞争可是上演了不少好戏。
盐商们虽然不敢在宁波地面上公开与官府做对，但他们人多钱也多，背后同样有地方官府撑腰，所以仍然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对宁波盐的外销渠道进行打击。
入秋之后，便接连有向外地输送海盐的船只和车队遇袭，而押货的往往就那么三五个携带武器之人，根本料想不到运盐也会被袭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出了好几桩大案。参与其中的军头们一看没办法，只能抽调自己麾下的士兵去负责押运工作，但这样一来无疑就大大地拉高了运输成本。
军头们还在为此头疼的时候，这种袭击却还在变本加厉，规模升级到了动用火枪的程度。他们派出去押运食盐的小队士兵，竟然也遇到了袭击，而且因为武器落后，还打不过袭击者，不免又有了不少死伤。军头们还只能哑巴吃黄连，毕竟派兵运盐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军纪，如果闹得大了，上面追究起责任来也是会让他们有不小的麻烦。
“袭击者不但动用了火枪，而且比宁波的卫所军还厉害？”钱天敦听到这里也忍不住插话问了一句。宁波府的卫所军虽然在他看来战斗力可能只有五，但也毕竟算是大明的正规军，怎么会在私人武装手底下吃了亏。
刘建元应道：“将军有所不知，那些袭击者所用的火器颇为犀利，听说并非民间自制的土铳，也不知他们从哪里搞到的。”
钱天敦道：“听你先前所说，在背后搞事的多半就是江淮一带的盐商了，这些人富得流油，要采购武器自行武装一支人马，倒也不会太难。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他们买到的武器究竟是大明产的，还是来自于大明以外的地方。”
刘建元道：“据小人所知，袭击者所用的火枪比宁波卫所军中装备的武器还更强一些，想必不是买的那种从军队淘汰下来的古旧货。”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钱天敦低声嘀咕了一句。
在东亚地区，大明之外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无疑就是海汉，每年从海汉售往各国的各种步枪至少是有四位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售给各国军队使用。但也有少部分枪支会流入民间，提供给那些想要建立小规模私人武装的有钱人。
通常这样的买家都是与海汉有着密切关系的合作伙伴，如广州李继峰之类的人物，但也保不齐会有一些武器在不够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通过黑市流入了别的地方。
而且石迪文提前就给这边发了电报，让钱天敦和石迪文对宁波府这边派到朝鲜经营产业的人稍稍照顾一些，至于怎么个照顾法，虽然电文里并没有提及，但肯定不是给人家吃闭门羹。所以不看僧面看佛面，这边也不好断然拒绝人家求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钱天敦就见一见这些人，顺便了解一下江浙地区的形势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今年四月联军舰队北上经过江浙地区的时候，曾专门在杭州湾举行了一场大型军演替曲余同造势，对于这场军演的后续影响如何，钱天敦还一直没有来得及过问。如今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想必结果也应该显现出来了。
宁波府来的这位刘掌柜刘建元倒是有点出乎钱天敦的意料，并不是老成持重的中老年男子，而是样貌颇为年轻的后生酗。钱天敦与他寒暄了几句，听他自我介绍才知道原来这人是何肖的外甥，之前便在负责一些与海汉相关的贸易。这次何肖把他派到朝鲜来，也是想看看这边有什么比较好的发财机会，趁着朝鲜元气大伤的时候捞上一笔。
当然了，刘建元背后的大金主并不是何肖，何肖也没这个资格来攀钱天敦的关系，主要还是宁波知府曲余同的意思。曲余同如今手头闲钱不少，但又不想惹人注目，所以在石迪文的鼓动之下，也是慢慢在海外投资置产，为自己和家族多准备几条后路。
曲余同早年在台湾岛等地置办的种植园已经开始有了收益，而今年朝鲜国的战事结束之后，他听石迪文说起朝鲜的状况，感觉这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仔细咨询了一番之后，便果断作出了决定，让何氏兄弟出面在朝鲜这边寻找适合的产业。要是能像海汉治下地区那样兴办种植园，便在朝鲜这边先圈下千八百亩地再说。
不过要在异国他乡建设种植园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朝鲜对开放农业项目本来就有所抵触，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有海汉官方对种植园项目的同等扶持力度，所以这差事也会比较考验经办人的能力。
这刘建元年纪轻轻便被派来朝鲜负责这种颇为棘手的事务，除了与何氏兄弟的亲戚关系之外，他本身倒也有些过人之处。这人见着钱天敦之后不卑不亢，比普通的商人少了几分油滑，多了几分坦诚。而且他与钱天敦交谈时并没有使用晦涩难懂的宁波方言，而是努力用不是特别顺畅的海汉官话来进行表达，这种细节上的用心倒是赢得了钱天敦的好感。
另外这刘建元长期在宁波府和舟山经营贸易，对于海汉主导的跨国贸易体系也不陌生，以前还跑到台湾岛待了半年，专门去学习种植园的经营模式。所以谈及贸易方面的事务，他都能做到有问有答，看得出肚子里是有些干货。
不过钱天敦身为军方将领，对于商贸方面也不便插手太多，所以他也没向刘建元给出什么具体的承诺，只说既然都是自己人，今后如果在朝鲜遇到不易解决的事，也可以向大同江基地这边求助。
钱天敦说出这种话，刘建元的背景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以刘建元为首的浙江商人送出手的礼物可不薄，除了给他和王汤姆各自备有一份大礼之外，还为驻军奉上了从浙江运来的粮食两万斤，家禽牲畜若干，还有好几百斤的外伤药材和几十匹纱布。这送给部队的礼物虽说不上是什么价值连城的贵重东西，但却极为实际，还真是像拜帖上写的那样，是专门跑来大同江劳军了。
钱天敦认为这刘建元算是个比较实在的聪明人，也是破例在会面结束之后主动留客吃饭。虽然在军营里条件受限，不便弄那种大鱼大肉的传统宴席，但刘建元等人得到这个邀请便已欣喜不已，哪还会对此挑三拣四。
到了席间气氛就比先前轻松一些了，钱天敦也主动提起了上半年在杭州湾军演的经历。刘建元闻弦歌而知意，便也顺势说起了浙江那边在这半年中的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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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入秋的时候，浙江官场上便已经有一些传言，称曲余同可能会得到升迁，被朝廷调去别的地方任职。不过曲余同在这个时候倒是很沉得住气，也没有把升迁机会当作自己唯一的出路，在征求了石迪文的意见之后，他也效仿福建的许心素，主动上书要求继续在宁波府执政。
曲余同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朝廷如果要以升迁的名义将他调离宁波，无非就是觉得他与海汉人走得太近了。但调到京城封个闲职，或是调去内陆地区任职，他的优势就将会不复存在——离开宁波，他对于海汉的价值将会直线下滑，而且海汉也很难再充当他的靠山。到时候他要么在诸多限制之下变成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熬到告老还乡的年纪才能解脱，要么就只能主动辞官离开官场，选择另外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但这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
只要留在宁波，一切皆可为。曲余同虽然没有什么分疆裂土的野心，但他也的确很享受当下在宁波当土皇帝的日子。虽然只是知府，权力远不及那些朝堂上的大人物，但除了权力之外，曲余同现在的日子也算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与海汉绑得太紧，今后在大明官场上的升迁很难再绕过海汉这个标志，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守着宁波府，不要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所以在杭州湾军演之后，浙江官场上的确太平了不少，反对与海汉往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小，而宁波府更是风平浪静。除了传出曲余同可能要调职的消息时，宁波市面上有些小小的震动，其他时候基本上都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
钱天敦听了当然不免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不过他也明白这曲余同只是文官，也不太可能再走许心素的发展道路，想要在地方上拥武自立是办不到的，顶多也就是守着宁波府这个风水宝地闷声发大财了。
但至少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宁波这个贸易窗口还将继续存在，海汉通过这个地方可以进行的操作有很多，曲余同升职还是留任这两种选择，可能的确会是后一种情况对海汉的好处更大一些。
不过接下来刘建元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很快便吸引了钱天敦的注意力。
海汉在宁波府象山、石浦等地以合作之名开办的盐场，如今已经开始有了产出，通过地方官府的操作，当地所出产的海盐便以官盐的名义在市面上售卖。由于海汉盐场的产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传统盐场，成本低廉的象山盐迅速占领了市场，还开始向内陆和长江以北区域扩张。
但这样一来，势必会触及到传统盐商的利益。而江浙地区大盐商的货源几乎都是来自于江苏的盐场，宁波府这些廉价海汉盐对市场的冲击立刻就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
浙江的几个官方盐场能有多大的盐产量，盐商们都是很清楚的。而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这些盐，品质比官方盐趁，价格比官盐低，这自然不可能产自官方盐场。至于这些廉价盐的源头在哪里，从何地流入市场，只要稍稍打听一下就自然不难查到了。
如果是遇到其他地方产出的私盐，淮扬大盐商们自然有一千种办法让竞争对手关门歇业，甚至是锒铛入狱都有可能。但宁波府这边的情况有些特殊，从中获得好处的可不仅仅只是主管盐业的官员，甚至有一些官员是直接参与到了经营当中，而且这些官员还不好招惹，全是地方卫所驻军的千户甚至指挥使，一般人哪里扳得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宁波府出产的这些盐的销售渠道大多被掌握在一些地方军头和官员手中，然后找个傀儡在市场上代销，自然就不会再分一杯羹给传统的盐商。就连知府曲余同，在象山和石浦的盐场也是有股份的。所以淮扬那边的盐商即便是想掺进来，那也没有资格直接从盐场拿货，只能充当地方分销商，利润方面肯定就要比一手货源差一大截了。
宁波这边的私盐背后就是官府在操作，淮扬盐商即便告官也是无用，但这是涉及到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大买卖，他们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市场，给海汉人和宁波府的大小官员打工。于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江浙间围绕盐业竞争可是上演了不少好戏。
盐商们虽然不敢在宁波地面上公开与官府做对，但他们人多钱也多，背后同样有地方官府撑腰，所以仍然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对宁波盐的外销渠道进行打击。
入秋之后，便接连有向外地输送海盐的船只和车队遇袭，而押货的往往就那么三五个携带武器之人，根本料想不到运盐也会被袭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出了好几桩大案。参与其中的军头们一看没办法，只能抽调自己麾下的士兵去负责押运工作，但这样一来无疑就大大地拉高了运输成本。
军头们还在为此头疼的时候，这种袭击却还在变本加厉，规模升级到了动用火枪的程度。他们派出去押运食盐的小队士兵，竟然也遇到了袭击，而且因为武器落后，还打不过袭击者，不免又有了不少死伤。军头们还只能哑巴吃黄连，毕竟派兵运盐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军纪，如果闹得大了，上面追究起责任来也是会让他们有不小的麻烦。
“袭击者不但动用了火枪，而且比宁波的卫所军还厉害？”钱天敦听到这里也忍不住插话问了一句。宁波府的卫所军虽然在他看来战斗力可能只有五，但也毕竟算是大明的正规军，怎么会在私人武装手底下吃了亏。
刘建元应道：“将军有所不知，那些袭击者所用的火器颇为犀利，听说并非民间自制的土铳，也不知他们从哪里搞到的。”
钱天敦道：“听你先前所说，在背后搞事的多半就是江淮一带的盐商了，这些人富得流油，要采购武器自行武装一支人马，倒也不会太难。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他们买到的武器究竟是大明产的，还是来自于大明以外的地方。”
刘建元道：“据小人所知，袭击者所用的火枪比宁波卫所军中装备的武器还更强一些，想必不是买的那种从军队淘汰下来的古旧货。”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钱天敦低声嘀咕了一句。
在东亚地区，大明之外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无疑就是海汉，每年从海汉售往各国的各种步枪至少是有四位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售给各国军队使用。但也有少部分枪支会流入民间，提供给那些想要建立小规模私人武装的有钱人。
通常这样的买家都是与海汉有着密切关系的合作伙伴，如广州李继峰之类的人物，但也保不齐会有一些武器在不够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通过黑市流入了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