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是老朱家最大的特色。
冒什么也不能冒这个风险。
所以他不得不做些防备，虽说这么做有点不地道，但局势如此，也只能用点手段了。
翰林院最大的好处是舆论做得不错，这几年大明早报，大明晚报，大明翰林报可是发展得红红火火，在杨峥的指点下，状元郎曾鹤龄可是将这份政务办得有声有色，在立足敢说话，说真话的基础上，延伸出一种“是“的人生哲学，即--“史、势、市、事、士“五字真言，讲究的就是放下顾虑与忌惮，以开放、轻松的姿态去书写一切，应该说这一点与杨峥前世的报纸理念差不多了。
有这五字真言，这十几年来翰林院的一帮翰林编修可是什么都写，什么都敢写。
真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据说在五字真言的带动下，大明翰林报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就连来京城做买卖的西洋商人有事没事手里也捏一份翰林报在看。
这样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了，一旦惺帝反悔，那么面临的不再是一帮言官的絮絮叨叨，而是整个京城士农工商了，巨大的压力下，惺帝也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说话的分量了。
虽说此举有些煽风点火的味道，甚至给自己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但杨峥很清楚，不这么做，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面对皇权，最忌讳的事投鼠忌器，既然话说开了，唯有硬着头皮做下去兴许还有一丝活路。
赌博果然不是一件快意的事。
杨峥摇头嘀咕了两声，带着一脸的疲倦走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从来是以高效率出名，杨峥从进入到出来不过一炷香的功夫，翰林院名义下的大明早报，大明晚报，大明翰林报就将惺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的事情在京城传开了，当然了退位这个词儿当然是不能用的，而是采用了前朝沿用的太上皇，理由很简单，皇帝也是人也有累的时候，也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歇一歇，为了更好的体现这次退居二线，翰林院的那帮学子在笔墨上还是花费了一些心思，先是写了大段大段的史料为这次的退位造势，什么如唐高祖、唐玄宗、宋光宗、北周宣帝、宋高宗、北魏献文帝等人的光辉事迹都用了过遍，虽说这里面不少皇帝迫于形势而非自愿退位的，但只要退位那就是好事，那就有用，加上这些人又善于美化，明明可怜兮兮的太上皇反而被他们写出了美好的人生，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他传位给儿子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但仍主持军事要务，至于后来所发生了叛乱之事，这些天之骄子仿佛一夜之间集体选择了遗忘。
杨峥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而不是实话实说，固然是皇帝退位是一件大事，处理不好容易造成乱子，但更多的还是心头一份情感在，怎么说这个皇帝也是自己的学生，对自己这个老师可算不错，而且在根本上，惺帝并非是一个昏庸到一无是处的帝王，相反，这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为大明做了些事，别的不说就说他信任大臣这一条上其他的帝王就比不了，他并非不想做个好皇帝，但各种缘由下，才酿成了王振，曹吉祥之变，将好好的一个仁宣盛世，弄得支离破碎，这份罪责旁人固然有王振弄权的罪责，但作为帝王，他识人不明，纵容王振胡作非为这份罪责始终逃不了，说他是昏君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杨峥自然不会固执的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在他看来，任何人，任何帝王，无论生前多么的完美无缺，总还是有些缺点，即便是千古一定李世民又如何，晚年还不是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所以杨峥觉得看人得三七开，尤其是帝王。
基于这一点，他才做了这一番安排，他相信只要惺帝是真心实意的想退，定会认可他安排。
杨峥将报纸前前后后都看了三遍，在确保没有任何纰漏后，才伸手抓起了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汤，对着坐在对面的于谦问道：“你觉得如何？”
于谦没有急着回话，学着杨峥的样子，抓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汤，接着喝茶的这会儿功夫，将脑海里的思路捋顺了些，这才开口说道：“大人顾虑周全，此举既可保住了皇上的脸面，也做足了舆论，让皇帝没了退路。但以卑职看来，还有些不妥之处？”
杨峥素来佩服于谦的见识与手段，听了这话嗯了声，道：“这里没外人，廷益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于谦道：“既如此，那卑职就直说了。这事儿大人既决心做了，那就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切不可因顾念昔日情分坏了家国大事Ｊ上这些年做了什么，大人也看到了，这次若非大明上下齐心协力，未必能渡过这次难关，出这么大的事，主责在王振不假，可皇上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吧，可大人看到了，北京保卫战，我大明上上下下死了多少人，百姓出钱出力不说，还平白无故的遭受了一称劫，这是谁的过错？“
杨峥道：“这事儿不是早有定论么？”
于谦道：“就是因有了定论，卑职才觉得这事儿不该用柔和的手段，皇上的性子看着温顺好说话，可也不是什么话都好说，就说王振这件事上，好说话，他能任由王振胡来，好说话他能对大人的劝说熟视无睹，好说话能对死去的百姓，死去的将士没有体恤之词，这事儿都过去了一个多月了，皇上可有半分的悔恨之意，卑职说句不该说的话，没准儿皇上心里还恨咱们处死了奸臣王振呢，我可听说了，皇上这几日总说天下懂他的人唯有王振和大人两人矣，堂堂大明皇帝，对一个奸臣念念不忘，这像什么话……”说到这儿，于谦随手拿起了一份报纸，指着其中一篇文章说道：“陛下初期励精图治稳定西南疆域，后期政治上虽然有不足之处，但能听信纳谏，仁俭爱民……。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咱们做大臣的总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不是，再说了皇上这么好，咱们这般逼迫他老人家退居二线，岂不是和王振一般无二？”
冒什么也不能冒这个风险。
所以他不得不做些防备，虽说这么做有点不地道，但局势如此，也只能用点手段了。
翰林院最大的好处是舆论做得不错，这几年大明早报，大明晚报，大明翰林报可是发展得红红火火，在杨峥的指点下，状元郎曾鹤龄可是将这份政务办得有声有色，在立足敢说话，说真话的基础上，延伸出一种“是“的人生哲学，即--“史、势、市、事、士“五字真言，讲究的就是放下顾虑与忌惮，以开放、轻松的姿态去书写一切，应该说这一点与杨峥前世的报纸理念差不多了。
有这五字真言，这十几年来翰林院的一帮翰林编修可是什么都写，什么都敢写。
真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据说在五字真言的带动下，大明翰林报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就连来京城做买卖的西洋商人有事没事手里也捏一份翰林报在看。
这样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了，一旦惺帝反悔，那么面临的不再是一帮言官的絮絮叨叨，而是整个京城士农工商了，巨大的压力下，惺帝也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说话的分量了。
虽说此举有些煽风点火的味道，甚至给自己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但杨峥很清楚，不这么做，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面对皇权，最忌讳的事投鼠忌器，既然话说开了，唯有硬着头皮做下去兴许还有一丝活路。
赌博果然不是一件快意的事。
杨峥摇头嘀咕了两声，带着一脸的疲倦走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从来是以高效率出名，杨峥从进入到出来不过一炷香的功夫，翰林院名义下的大明早报，大明晚报，大明翰林报就将惺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的事情在京城传开了，当然了退位这个词儿当然是不能用的，而是采用了前朝沿用的太上皇，理由很简单，皇帝也是人也有累的时候，也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歇一歇，为了更好的体现这次退居二线，翰林院的那帮学子在笔墨上还是花费了一些心思，先是写了大段大段的史料为这次的退位造势，什么如唐高祖、唐玄宗、宋光宗、北周宣帝、宋高宗、北魏献文帝等人的光辉事迹都用了过遍，虽说这里面不少皇帝迫于形势而非自愿退位的，但只要退位那就是好事，那就有用，加上这些人又善于美化，明明可怜兮兮的太上皇反而被他们写出了美好的人生，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他传位给儿子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但仍主持军事要务，至于后来所发生了叛乱之事，这些天之骄子仿佛一夜之间集体选择了遗忘。
杨峥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而不是实话实说，固然是皇帝退位是一件大事，处理不好容易造成乱子，但更多的还是心头一份情感在，怎么说这个皇帝也是自己的学生，对自己这个老师可算不错，而且在根本上，惺帝并非是一个昏庸到一无是处的帝王，相反，这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为大明做了些事，别的不说就说他信任大臣这一条上其他的帝王就比不了，他并非不想做个好皇帝，但各种缘由下，才酿成了王振，曹吉祥之变，将好好的一个仁宣盛世，弄得支离破碎，这份罪责旁人固然有王振弄权的罪责，但作为帝王，他识人不明，纵容王振胡作非为这份罪责始终逃不了，说他是昏君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杨峥自然不会固执的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在他看来，任何人，任何帝王，无论生前多么的完美无缺，总还是有些缺点，即便是千古一定李世民又如何，晚年还不是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所以杨峥觉得看人得三七开，尤其是帝王。
基于这一点，他才做了这一番安排，他相信只要惺帝是真心实意的想退，定会认可他安排。
杨峥将报纸前前后后都看了三遍，在确保没有任何纰漏后，才伸手抓起了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汤，对着坐在对面的于谦问道：“你觉得如何？”
于谦没有急着回话，学着杨峥的样子，抓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汤，接着喝茶的这会儿功夫，将脑海里的思路捋顺了些，这才开口说道：“大人顾虑周全，此举既可保住了皇上的脸面，也做足了舆论，让皇帝没了退路。但以卑职看来，还有些不妥之处？”
杨峥素来佩服于谦的见识与手段，听了这话嗯了声，道：“这里没外人，廷益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于谦道：“既如此，那卑职就直说了。这事儿大人既决心做了，那就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切不可因顾念昔日情分坏了家国大事Ｊ上这些年做了什么，大人也看到了，这次若非大明上下齐心协力，未必能渡过这次难关，出这么大的事，主责在王振不假，可皇上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吧，可大人看到了，北京保卫战，我大明上上下下死了多少人，百姓出钱出力不说，还平白无故的遭受了一称劫，这是谁的过错？“
杨峥道：“这事儿不是早有定论么？”
于谦道：“就是因有了定论，卑职才觉得这事儿不该用柔和的手段，皇上的性子看着温顺好说话，可也不是什么话都好说，就说王振这件事上，好说话，他能任由王振胡来，好说话他能对大人的劝说熟视无睹，好说话能对死去的百姓，死去的将士没有体恤之词，这事儿都过去了一个多月了，皇上可有半分的悔恨之意，卑职说句不该说的话，没准儿皇上心里还恨咱们处死了奸臣王振呢，我可听说了，皇上这几日总说天下懂他的人唯有王振和大人两人矣，堂堂大明皇帝，对一个奸臣念念不忘，这像什么话……”说到这儿，于谦随手拿起了一份报纸，指着其中一篇文章说道：“陛下初期励精图治稳定西南疆域，后期政治上虽然有不足之处，但能听信纳谏，仁俭爱民……。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咱们做大臣的总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不是，再说了皇上这么好，咱们这般逼迫他老人家退居二线，岂不是和王振一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