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要继续，它不会因为你的悲喜与得失而停下它匆忙的脚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许也只能这样重复着没有奇迹也没有大喜大悲的平淡生活。吃饭、睡觉、上班、下班，象钟摆一样有条不紊。文娟知道，作为大时代中的一个小女人，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小泡沫，没有人会注意它的升起，也没有人会在意它的消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地球无声无息地运转着，时光也如同流水一般滚滚东去。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已不时会看到三、两个戴着圣诞帽、提着长筒袜的俏皮男孩，告诉你圣诞节近了。圣诞之后是元旦，元旦之后春节很快也就要接踵而至了。
而春天，就恰恰在这个时候莅临人间。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复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
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轻，这样浅，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明亮的雾。早晨推开窗，迎面就可以看到芙蓉树上缀满了艳丽的花蕾。小路两旁的杜鹃红白一片。几朵初放的玫瑰，迎着和煦的娇阳，懒洋洋地绽开着花瓣，仿佛也在向路人点头致意，在轻轻问候：春来矣，知否，知否？
苏文娟只想把脑袋锁起来，不管它里面存储了多少记忆以及别人无法破译的密码。她只想工作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忘却那些无法忘却的东西。但是一旦忙完了，停下来，凭窗小憩的时候，她就觉得内心空落落的一片。
此刻，她正凝神望着窗外。
窗外有风，远处有山。凸出的山峰和云连在了一起。窗台上，两盆草花，几年了，没有人管过它们，为了省事才把喝剩的凉白水倒过去，居然长得蛮好的，到季就会开出花来；再下面，院子里种着树，主要是大叶榕，印象中的亚热带城市为数不多的会落叶的树。春天的时候，落去所有的叶子，露出整齐向上的枝干的线条在天空中的剪影；再远一点，一所中学，“菁菁校园”，课间及午间会有好听的男孩女孩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声。黄昏的时候，常常也能看见年轻的小男生从矮冬青的边门出来，吹着嘹亮的口哨，看见侧门女生宿舍门口进进出出的人，要看而不敢看，看了又不敢盯着看的那种憨态，多傻然而又是多好的年代——那是不属于成人世界的青涩岁月的欢乐。
“苏姐，去公告栏看了吗？今年的绩效评估等级已经公布了。今年也怪，还没到春节就评出来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才评了一个三等。”小王一进来就大声对着苏文娟嚷，好像已经窝了一肚子的气，之后又自言自语地在那儿嘟噜了好一阵子。
苏文娟的嘴角挂着笑，只淡淡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说实在的，凭着她现在与苏天启的关系，与邓诗惠的关系，与那些她不想刻意去套近乎的同事的关系，她根本也不指望能评上什么好等级。当然，工作不是为了评奖，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它可以让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忧伤与失落。她这样想。
桌上的电话响了。文娟接了。
“是苏编辑吗？您好！我是今晚有约‘的主持芳子。怎么样，我前几天跟您说的那件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哦，是芳子呀，您好。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了。对不起，让您失望了。”现在这种处境，她真的不想太张扬了。
芳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苏编辑，我仔细想想，还是希望您参加这一个节目。您总不想辜负那么多真心期待您的听众朋友和读者吧？”
这一声“辜负”轻轻拨动了文娟的心弦，她这一生最怕辜负别人了。于是，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思想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终她下了决心说：“好吧，芳子，我去。”
芳子喜不自禁地叫起来：“那好，说定了，就定在本周六。到时候，我们电台的车会去接你。”
转眼就到了周六。文娟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录音棚。因为是第一次作为嘉宾参与节目，她真的感觉好紧张。耳朵里塞着耳机，抬头望见的是红、黄、绿闪烁不定的指示灯。面前是一排排切入导播的键盘和按钮。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芳子。今晚，我们有幸请来了本市最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苏文娟小姐来到我们的今晚有约‘节目，与我们一起来探讨文学，畅谈人生。希望大家踊跃地参与。”芳子的语气中难抑心中的喜悦。
由导播室导入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听众中有老的，也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表达的都是同一个心声：他们喜欢她的作品，他们爱她。文娟感到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感动。
有好几个人都问她同样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文娟笑着回答道：一个作家最大的快乐来自写作本身，次大的快乐来自于读者的反应、共鸣，最后的快乐才来自所谓的名和利。因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讲一个动听的故事，而更是在指出社会上的某一种现象，别人看不到的，或是看到，没有指出来的，或是指出来而说得不动听的。一个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因为它是作者生命之泉的流淌。文娟回答得很诚恳，她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交给读者，交给听众。
听众参与的热情很高，文娟的情绪也显得异常亢奋，她甚至暂时忘却了这些天来一直萦绕于她身边的痛苦与忧伤。大家对她的作品都很熟悉，许多人都能如数家珍地历数出她每个作品的名字。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像我一样快乐》和《星星草》两个作品。
《像我一样快乐》是苏文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久写的。那正是生命的花开时节，眼里有阳光，心中有梦想，表达的是纯真女孩不知天高地厚的逍遥心情。而《星星草》则是在她工作十一年之后写的。小说的主题是积极的，但增添了几分因年龄渐长而生活可能性逐渐缩小那种不可名状的悲哀。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苏文娟，也恰恰能勾勒出她成长的心路历程。
节目进展得很顺利，芳子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满意的笑容，她还不时地俏皮地用手指向文娟做出一个“V”形的动作，表示节目录制得很成功。
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那一刻，导播将一个电话切了进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沙哑而又干涩的声音。她不像其他人一样，客气地称文娟“苏老师”、“苏编辑”、“苏作家”什么的，而是直呼她的名字。她说，她读过文娟很多作品，最喜欢的是她的《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重读它，更是千般滋味在心头。说着说着，她竟哽咽起来。
芳子连忙温柔地安慰她，劝她别激动。文娟关切地问：“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中年妇女止不住她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在她断断续续的哭诉里，文娟终于明白了这又是一个凄凉而感伤的爱情悲剧。她一生写都写不完的爱情悲剧。
“文娟，你曾说过：一个男人走了，随他去吧。世界很大也很美，至少我们心中还有梦。但是如果我说，他把我的梦都带走了，我能依靠什么生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任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女人，只有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请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她声音不大，字字句句却如重锤般敲打着苏文娟的心，使她的心破裂了，流血了。多少天了，在别人面前，她力争使自己表现得坚强些再坚强些，但是此刻，她抑制不住自己，不禁潸然泪下。她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有一颗柔弱的心。和这位不知其名的女人一样，没有人能告诉她，她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她含着泪，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该称您大姐还是小妹，我只想说，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包括我。活下去，也许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对方的情绪相当的激动，她竟嚎啕大哭起来。也许是受了她情绪的感染，也许是她的话使苏文娟想起了更多感伤的事，她的泪水又一次滑落下来，一边说着“您别哭，千万别哭……”自己却“嘤嘤”地哭出了声。
尽管芳子不断地摁住她的手，示意她保持克制，但是局面并没有多少的好转。芳子只得对着话筒，匆忙地开始了那千篇一律的结束语。
什么时候走出电台，坐上车子，文娟已经记得不太清楚。直到车窗外凉凉的夜风吹拂着她的脸和眉梢，她才似乎清醒了一些。她有些愧咎地对芳子说：“对不起啊，芳子。”
“没有什么，挺好的。没有想到节目竟然有这样的效果，真的很感人。”芳子挺真诚地说。
文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夜深了，整个城市好像也沉沉欲睡。窗外依稀可见一些大建筑物的背面，大仓库的晦灰的后墙、一排排陈旧公寓的后窗、后窗里朦朦胧胧的几盏灯光。这个城市白天见不到的阴影与缺陷，在夜晚算是展露无遗了。
“芳子，我的心好乱，我想下去走走。”文娟有些迷惘地说。
“太晚了，还是送你回家吧。”芳子有些担忧地说。
“没事。这里走过去不会太远了。芳子，谢谢你送我，再见！”文娟说着，下了车，嘴角挂着一缕凄然的微笑。
芳子望着她的背影远去远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她是令人瞩目的女作家，而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夜风凉凉地吹来，吹得苏文娟的脸冰凉，手冰凉，心冰凉冰凉的。
“阿姨，买束鲜花吧！”苏文娟缓缓地回过头，是一个怯生生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明亮的双眸黑漆漆的，在月光中像黑葡萄般的闪闪发光。在这寒冷的早春的夜里，她显得那么的瘦弱和单薄。
苏文娟忧郁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她的花束上匆匆掠过。
“这花真的很漂亮，而且还有淡淡的香味呢，不信你闻！”小女孩生怕她掉头就走，又急切地说。
“什么花？”文娟随意地问了一句。
“天堂鸟。”小姑娘战战兢兢地答道。
天堂鸟？天堂鸟！多么动听的名字。苏文娟猛然觉得心头一颤，她不由地低下头，细细关注起它来：白色的花瓣，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有些细密的水珠。在小女孩小小的怀抱中，它若有所诉，显得分外的孤独与凄美，一如风中的苏文娟。一种多么美的花啊，它一定来自于天堂！这样想着，苏文娟不由地心中一阵怜惜，她深深地把它们拥入怀中，然后轻轻说：“这些花，我全要了！”
她之所以说要，而不是买，是因为她认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她要带它们回家。她不愿意它们在天亮的时候那样落寞地凋零，被人遗弃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小女孩显然找不开钱，她慌乱地在上衣及裤子的口袋里掏着，凑着零钱。
“不用找了。”文娟温柔地望着她，轻声说：“夜深了，快回家吧！”
小姑娘满含感激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转个身，象一只轻快的飞鸟向夜的深处飞去了。
苏文娟长久地伫立在那儿，感觉到有一股热流从心头慢慢升起，又从眼中慢慢溢出，那是她的眼泪，她温热的眼泪。
拖着沉重的脚步，苏文娟回到家里。走进卧室，就闻到一股呛人的酒气、烟味和怪异的味道。含之正横躺在床上，床上零落地扔着领带、袜子和小提包。她连忙退了出来，走到了儿子的房间。
捻亮灯，不由地吃了一惊，亮亮还没有睡，一双黑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
“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怎么上课呀？”文娟嗔怪道。
亮亮像盼到救星似的，急切地坐起来说：“妈妈，快去看看爸爸吧。他刚才怪吓人的，又是吐，又是闹，还哭了。阿姨说，他一定是喝醉了。”见文娟还在迟疑，他又近乎哀求地说：“妈妈，你快去呀，看看爸爸好一点了没有？”文娟心软了。儿子是聪明而早慧的，她不愿意让他过早知道父母之间的芥蒂与隔阂。于是，她俯下身轻声安慰道：“没事的，孩子。那你乖乖睡着了，妈妈过去照顾爸爸。”
说着，她关了灯，轻轻走到了隔壁的房间。含之和衣躺在床上，他的头歪在枕头上，好像睡得很熟。他的头发零乱，胡子也没怎么刮，从前的那份整洁和清爽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发生了那件事以后，说真的，她很少这么近地去注视过他关心过他。记得以前含之总是特别爱干净爱风度，而她也总是把他的衬衣、裤子熨得平平整整，领角挺括的。而现在夫妻间竟成了这么一种局面，她不由地一阵心痛，心痉挛了起来。
她轻轻地把床上的袜子、包和一条领带捡起来放在椅子上，又俯下身把含之拖到地上的半床棉被推起来，盖在他的身上。做完这一切，她正欲转身走出去，含之醒了，一把抓住了她。他睁着一双猩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她，急切地说：“娟，别走，求你别走！”目光中盛满了祈谅、求恕、痛苦与渴望。
见她默然不语，他又吃力地把自己托起来，把头埋在她的胸口，含混不清地恳求道：“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求你不要不理我，不要拒绝我！”文娟的心软了，隐隐约约间竟对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怜惜。
也许是文娟眼中的一丝柔情让含之看到了希望，他好像受到了某种鼓舞，一把将她拉向了被窝，拉到了自己的怀里。发生了那件事后，他们夫妻已经没有真正地亲热过了。记得一个午夜，含之把文娟拨弄醒了，大汗淋漓地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冲动与想望。文娟惊恐万状地望着她，温热的身体在他的怀中瑟瑟抖颤着，那情形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他深爱着的妻子，而是一个备受欺凌、备受蹂躏的陌生人。
他猛地感到一种负罪感，许久蓄积起来的信心顷刻瓦解，终于全线崩溃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真的是不行了。而此刻，文娟眼睛里的那一点退让那一点不坚持又似乎让他重新看到了转机，他急切地解开了她上衣领口的蝴蝶结，把一个又一个灼热的吻印在上面，印在了她的唇上、眉上、脖颈里。她想推开他，却觉得全身无力，泪水再一次簌簌流下。她知道，自己终于屈服了，屈服在他的“爱”里，屈服在内心深处一遍遍想说服自己的理由里。因为他是含之，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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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无声无息地运转着，时光也如同流水一般滚滚东去。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已不时会看到三、两个戴着圣诞帽、提着长筒袜的俏皮男孩，告诉你圣诞节近了。圣诞之后是元旦，元旦之后春节很快也就要接踵而至了。
而春天，就恰恰在这个时候莅临人间。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复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
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轻，这样浅，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明亮的雾。早晨推开窗，迎面就可以看到芙蓉树上缀满了艳丽的花蕾。小路两旁的杜鹃红白一片。几朵初放的玫瑰，迎着和煦的娇阳，懒洋洋地绽开着花瓣，仿佛也在向路人点头致意，在轻轻问候：春来矣，知否，知否？
苏文娟只想把脑袋锁起来，不管它里面存储了多少记忆以及别人无法破译的密码。她只想工作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忘却那些无法忘却的东西。但是一旦忙完了，停下来，凭窗小憩的时候，她就觉得内心空落落的一片。
此刻，她正凝神望着窗外。
窗外有风，远处有山。凸出的山峰和云连在了一起。窗台上，两盆草花，几年了，没有人管过它们，为了省事才把喝剩的凉白水倒过去，居然长得蛮好的，到季就会开出花来；再下面，院子里种着树，主要是大叶榕，印象中的亚热带城市为数不多的会落叶的树。春天的时候，落去所有的叶子，露出整齐向上的枝干的线条在天空中的剪影；再远一点，一所中学，“菁菁校园”，课间及午间会有好听的男孩女孩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声。黄昏的时候，常常也能看见年轻的小男生从矮冬青的边门出来，吹着嘹亮的口哨，看见侧门女生宿舍门口进进出出的人，要看而不敢看，看了又不敢盯着看的那种憨态，多傻然而又是多好的年代——那是不属于成人世界的青涩岁月的欢乐。
“苏姐，去公告栏看了吗？今年的绩效评估等级已经公布了。今年也怪，还没到春节就评出来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才评了一个三等。”小王一进来就大声对着苏文娟嚷，好像已经窝了一肚子的气，之后又自言自语地在那儿嘟噜了好一阵子。
苏文娟的嘴角挂着笑，只淡淡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说实在的，凭着她现在与苏天启的关系，与邓诗惠的关系，与那些她不想刻意去套近乎的同事的关系，她根本也不指望能评上什么好等级。当然，工作不是为了评奖，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它可以让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忧伤与失落。她这样想。
桌上的电话响了。文娟接了。
“是苏编辑吗？您好！我是今晚有约‘的主持芳子。怎么样，我前几天跟您说的那件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哦，是芳子呀，您好。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了。对不起，让您失望了。”现在这种处境，她真的不想太张扬了。
芳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苏编辑，我仔细想想，还是希望您参加这一个节目。您总不想辜负那么多真心期待您的听众朋友和读者吧？”
这一声“辜负”轻轻拨动了文娟的心弦，她这一生最怕辜负别人了。于是，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思想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终她下了决心说：“好吧，芳子，我去。”
芳子喜不自禁地叫起来：“那好，说定了，就定在本周六。到时候，我们电台的车会去接你。”
转眼就到了周六。文娟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录音棚。因为是第一次作为嘉宾参与节目，她真的感觉好紧张。耳朵里塞着耳机，抬头望见的是红、黄、绿闪烁不定的指示灯。面前是一排排切入导播的键盘和按钮。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芳子。今晚，我们有幸请来了本市最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苏文娟小姐来到我们的今晚有约‘节目，与我们一起来探讨文学，畅谈人生。希望大家踊跃地参与。”芳子的语气中难抑心中的喜悦。
由导播室导入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听众中有老的，也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表达的都是同一个心声：他们喜欢她的作品，他们爱她。文娟感到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感动。
有好几个人都问她同样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文娟笑着回答道：一个作家最大的快乐来自写作本身，次大的快乐来自于读者的反应、共鸣，最后的快乐才来自所谓的名和利。因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讲一个动听的故事，而更是在指出社会上的某一种现象，别人看不到的，或是看到，没有指出来的，或是指出来而说得不动听的。一个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因为它是作者生命之泉的流淌。文娟回答得很诚恳，她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交给读者，交给听众。
听众参与的热情很高，文娟的情绪也显得异常亢奋，她甚至暂时忘却了这些天来一直萦绕于她身边的痛苦与忧伤。大家对她的作品都很熟悉，许多人都能如数家珍地历数出她每个作品的名字。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像我一样快乐》和《星星草》两个作品。
《像我一样快乐》是苏文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久写的。那正是生命的花开时节，眼里有阳光，心中有梦想，表达的是纯真女孩不知天高地厚的逍遥心情。而《星星草》则是在她工作十一年之后写的。小说的主题是积极的，但增添了几分因年龄渐长而生活可能性逐渐缩小那种不可名状的悲哀。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苏文娟，也恰恰能勾勒出她成长的心路历程。
节目进展得很顺利，芳子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满意的笑容，她还不时地俏皮地用手指向文娟做出一个“V”形的动作，表示节目录制得很成功。
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那一刻，导播将一个电话切了进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沙哑而又干涩的声音。她不像其他人一样，客气地称文娟“苏老师”、“苏编辑”、“苏作家”什么的，而是直呼她的名字。她说，她读过文娟很多作品，最喜欢的是她的《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重读它，更是千般滋味在心头。说着说着，她竟哽咽起来。
芳子连忙温柔地安慰她，劝她别激动。文娟关切地问：“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中年妇女止不住她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在她断断续续的哭诉里，文娟终于明白了这又是一个凄凉而感伤的爱情悲剧。她一生写都写不完的爱情悲剧。
“文娟，你曾说过：一个男人走了，随他去吧。世界很大也很美，至少我们心中还有梦。但是如果我说，他把我的梦都带走了，我能依靠什么生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任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女人，只有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请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她声音不大，字字句句却如重锤般敲打着苏文娟的心，使她的心破裂了，流血了。多少天了，在别人面前，她力争使自己表现得坚强些再坚强些，但是此刻，她抑制不住自己，不禁潸然泪下。她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有一颗柔弱的心。和这位不知其名的女人一样，没有人能告诉她，她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她含着泪，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该称您大姐还是小妹，我只想说，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包括我。活下去，也许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对方的情绪相当的激动，她竟嚎啕大哭起来。也许是受了她情绪的感染，也许是她的话使苏文娟想起了更多感伤的事，她的泪水又一次滑落下来，一边说着“您别哭，千万别哭……”自己却“嘤嘤”地哭出了声。
尽管芳子不断地摁住她的手，示意她保持克制，但是局面并没有多少的好转。芳子只得对着话筒，匆忙地开始了那千篇一律的结束语。
什么时候走出电台，坐上车子，文娟已经记得不太清楚。直到车窗外凉凉的夜风吹拂着她的脸和眉梢，她才似乎清醒了一些。她有些愧咎地对芳子说：“对不起啊，芳子。”
“没有什么，挺好的。没有想到节目竟然有这样的效果，真的很感人。”芳子挺真诚地说。
文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夜深了，整个城市好像也沉沉欲睡。窗外依稀可见一些大建筑物的背面，大仓库的晦灰的后墙、一排排陈旧公寓的后窗、后窗里朦朦胧胧的几盏灯光。这个城市白天见不到的阴影与缺陷，在夜晚算是展露无遗了。
“芳子，我的心好乱，我想下去走走。”文娟有些迷惘地说。
“太晚了，还是送你回家吧。”芳子有些担忧地说。
“没事。这里走过去不会太远了。芳子，谢谢你送我，再见！”文娟说着，下了车，嘴角挂着一缕凄然的微笑。
芳子望着她的背影远去远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她是令人瞩目的女作家，而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夜风凉凉地吹来，吹得苏文娟的脸冰凉，手冰凉，心冰凉冰凉的。
“阿姨，买束鲜花吧！”苏文娟缓缓地回过头，是一个怯生生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明亮的双眸黑漆漆的，在月光中像黑葡萄般的闪闪发光。在这寒冷的早春的夜里，她显得那么的瘦弱和单薄。
苏文娟忧郁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她的花束上匆匆掠过。
“这花真的很漂亮，而且还有淡淡的香味呢，不信你闻！”小女孩生怕她掉头就走，又急切地说。
“什么花？”文娟随意地问了一句。
“天堂鸟。”小姑娘战战兢兢地答道。
天堂鸟？天堂鸟！多么动听的名字。苏文娟猛然觉得心头一颤，她不由地低下头，细细关注起它来：白色的花瓣，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有些细密的水珠。在小女孩小小的怀抱中，它若有所诉，显得分外的孤独与凄美，一如风中的苏文娟。一种多么美的花啊，它一定来自于天堂！这样想着，苏文娟不由地心中一阵怜惜，她深深地把它们拥入怀中，然后轻轻说：“这些花，我全要了！”
她之所以说要，而不是买，是因为她认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她要带它们回家。她不愿意它们在天亮的时候那样落寞地凋零，被人遗弃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小女孩显然找不开钱，她慌乱地在上衣及裤子的口袋里掏着，凑着零钱。
“不用找了。”文娟温柔地望着她，轻声说：“夜深了，快回家吧！”
小姑娘满含感激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转个身，象一只轻快的飞鸟向夜的深处飞去了。
苏文娟长久地伫立在那儿，感觉到有一股热流从心头慢慢升起，又从眼中慢慢溢出，那是她的眼泪，她温热的眼泪。
拖着沉重的脚步，苏文娟回到家里。走进卧室，就闻到一股呛人的酒气、烟味和怪异的味道。含之正横躺在床上，床上零落地扔着领带、袜子和小提包。她连忙退了出来，走到了儿子的房间。
捻亮灯，不由地吃了一惊，亮亮还没有睡，一双黑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
“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怎么上课呀？”文娟嗔怪道。
亮亮像盼到救星似的，急切地坐起来说：“妈妈，快去看看爸爸吧。他刚才怪吓人的，又是吐，又是闹，还哭了。阿姨说，他一定是喝醉了。”见文娟还在迟疑，他又近乎哀求地说：“妈妈，你快去呀，看看爸爸好一点了没有？”文娟心软了。儿子是聪明而早慧的，她不愿意让他过早知道父母之间的芥蒂与隔阂。于是，她俯下身轻声安慰道：“没事的，孩子。那你乖乖睡着了，妈妈过去照顾爸爸。”
说着，她关了灯，轻轻走到了隔壁的房间。含之和衣躺在床上，他的头歪在枕头上，好像睡得很熟。他的头发零乱，胡子也没怎么刮，从前的那份整洁和清爽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发生了那件事以后，说真的，她很少这么近地去注视过他关心过他。记得以前含之总是特别爱干净爱风度，而她也总是把他的衬衣、裤子熨得平平整整，领角挺括的。而现在夫妻间竟成了这么一种局面，她不由地一阵心痛，心痉挛了起来。
她轻轻地把床上的袜子、包和一条领带捡起来放在椅子上，又俯下身把含之拖到地上的半床棉被推起来，盖在他的身上。做完这一切，她正欲转身走出去，含之醒了，一把抓住了她。他睁着一双猩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她，急切地说：“娟，别走，求你别走！”目光中盛满了祈谅、求恕、痛苦与渴望。
见她默然不语，他又吃力地把自己托起来，把头埋在她的胸口，含混不清地恳求道：“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求你不要不理我，不要拒绝我！”文娟的心软了，隐隐约约间竟对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怜惜。
也许是文娟眼中的一丝柔情让含之看到了希望，他好像受到了某种鼓舞，一把将她拉向了被窝，拉到了自己的怀里。发生了那件事后，他们夫妻已经没有真正地亲热过了。记得一个午夜，含之把文娟拨弄醒了，大汗淋漓地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冲动与想望。文娟惊恐万状地望着她，温热的身体在他的怀中瑟瑟抖颤着，那情形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他深爱着的妻子，而是一个备受欺凌、备受蹂躏的陌生人。
他猛地感到一种负罪感，许久蓄积起来的信心顷刻瓦解，终于全线崩溃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真的是不行了。而此刻，文娟眼睛里的那一点退让那一点不坚持又似乎让他重新看到了转机，他急切地解开了她上衣领口的蝴蝶结，把一个又一个灼热的吻印在上面，印在了她的唇上、眉上、脖颈里。她想推开他，却觉得全身无力，泪水再一次簌簌流下。她知道，自己终于屈服了，屈服在他的“爱”里，屈服在内心深处一遍遍想说服自己的理由里。因为他是含之，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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