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在内蒙古锡盟西乌旗医院为一岁多的儿子看病透视，妻子随意说：“也去查查吧，你怎么老喘粗气。”不意，一透视让那位女大夫吃了一惊：“有个好大的肿瘤在胸腔！
你等等。……“说着，她跑去把正开会的院长找来。再次为我胸透后，做出”主动脉瘤“的诊断，并立即为我开了转院证明。
几天后，我在妻子的陪伴下，到了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院肿瘤科。经过各种仪器的检查，经过大夫会诊，最后把我领到自治区一位着名胸外科专家面前。他把结论告诉我：“是肺动脉瘤，瘤表面已钙化，如要做手术我们可以做，从胸腔呈丁字切开，然后换狗血管。如想去北京，可以转院。但病人务必小心，连下公共汽车都要小心，瘤体随时有破裂
的危险。“我们决定转院。当我离开内蒙古医院时，接触过我病历的大夫，眼睛里都流露着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已宣判了我”死刑“。
我和妻子、母亲在舅母的陪同下，拿着邻居写给阜外医院一位副院长的信来到北京这所着名的医院。不巧这位院长去了外地。在院办公室一位女同志说：“看病根本用不着找他，明天你们早点来挂号就成。”
第二天，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一大早就来到医院，挂了个前5名。开始就珍，护士拿着我的转院证明，让我到一位老大夫面前。他简单看看我带去的胸片并询问了几句就断然说：
“不大要紧，是纵隔肿瘤，是胎中带来的畸胎瘤。”接着让我再去拍张胸片，片子出来后，放射科一位年轻的大夫也说纵隔肿瘤。
根据门诊大夫的意见，两天后也就是7月25日我住了院，分在外科八病房。八病房非常干净，管理有条有理。一进病房，护士就给我拿来针刺麻醉的画册，画册上的彩照都是这所医院在针麻下做各种奇难胸外手术的成功实例。护士还交待我练习用肚子呼吸的方法，因为针麻下开胸后病人必须用这种方法呼吸。
八病房住着几十位男女病人，全是准备做或刚刚做完胸外科手术的，有什么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四联症、肺气肿等等。病人都非常好，不少人来看我，有南方的一位老县长、有河北的一位中年工人、有天津的一位中学教员。八病房的室长是东北来的一位青年工人，他的刀口术后久久不愈，出院又回来，跟医护人员十分熟悉。
病房的护士有两三位老些的，约40多岁，剩下的全20多岁。她们负责而严厉，到时就把探视的家属赶走，也不许病人打听或看死去的病人。大家都十分怕她们。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要到室外活动，多是绕楼走。这所医院不很大，只有主楼一座，西北是太平间，大概还有库房或宿舍，反正我们谁也不过去。楼南则是一处楔园，花草树木、小亭石路，十分宜人。没事，能走动的病人多在此处消磨时光。在这儿，我们见到了七、八岁的小病人，也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老将军，大家都是病友，彼此十分亲近。
我们的术期均已排开，一般在入院四、五天后，各种检查化验完了就进行。因为是开胸，难免人人紧张。但先做的病人常给后做的以鼓励。特别是那位老县长，他说：“痛是痛点，可想想邓小平受了那么大的苦，还是挺过来了，我们这点痛算什么呢！”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
手术前一天，主刀的郑忠汉大夫看望了我。他是首都医院的主治大夫，来这儿学习的。
这个40多岁的高个子男人，戴付眼镜也很严肃，平时绝无笑容。那天下午，麻醉师也和我谈了话，她是位和蔼的中年女同志。她问我：“针麻怕不怕？”我说：“不怕。”她见我年轻、身体好，思想上放得开，就决定：“明天不给你插管了，你能配合大夫吗？”我说：“能。”当时针麻下做胸腔手术，都要从咽喉喷麻药然后插一根胶管到气管以备术中吸氧，病人十分痛苦。
7月29日一早，亲戚、病友将我送入手术室，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在手术台上我平静地躺了一会儿，大夫们就过来了，把我的手、脚、腰用皮带固定好，头前齐脖颈处支起块白布遮住。主刀郑大夫又一次对了胸片，还有位沈大夫在旁边做指导。沈大夫是中国着名胸外科专家。数年后，**副委员长心脏病突发西藏时，他曾做为医学专家小组的组长率队飞赴西藏。这位矮个子南方人，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安全感。
麻醉女大夫在我左臂上扎了一根银针，在背上也扎了一根还通了电流，在胸部好象还打了一针。当胸腔切开后，在痛和胀的感觉下，我咬着牙，回味着老县长说的话，开始想着刘胡兰、江姐等英雄，渐渐欲沉沉睡去。这时听见女麻醉师喊：“呼吸，快吸气、呼气！”氧气罩也同时捂住我的鼻孔处。她喊：“用肚子吸、呼，吸——呼——”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大夫说：“在这儿”，“切干净”……
又过了一会儿，我问：“开始缝了吗？”“缝了。”大夫回答。我说：“累了大夫休息、休息吧！”很快，几层皮肉缝完了。我又说：“能看看瘤子吗？”大夫让女护士把盘子端过来，那个瘤子沾着血有馒头大。事后，大夫告诉我是4两重。
11点多我被推出手术室，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确是纵隔肿瘤，但不是畸胎瘤。接着在一个单人病房医护人员开始了一级护理，15分钟量一次体温，问问病情并进行输液、打针。当天下午我想小便，女护士就用便壶给接，我不习惯总尿不出来，后来两位老护士扶我站在地上才尿出来，那时胸腔还插着两根胶皮管子。
第二天下午，一位男大夫来到我床前给我拔那两根管子。他说当外科大夫必须“心狠”，还让我忍住。这样，只听嘭一声，一根管子拔出来了，他随后用药棉擦擦上了药，又是嘭地一声，同样做了处置。当天晚上，我扶着墙自己过走廊去厕所，受到医护人员和病友的赞扬。他们说：“王再平很坚强！”
术后第一、二天给打了止痛针，后来再要求打医生就不给了，说能上瘾。接着只给止痛片，到五、六天后止痛片也不给了。我从一人间搬到两人间。又搬回三人间。这期间，那些术前让我畏惧的护士，确象亲姐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使我永难忘怀。她们喂水、喂饭、端尿，问病情，呼之即来，从不厌烦，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术后10天让我出院，出院前又一次量体重竟长了4斤。经化验瘤子是良性的。这样，我在阜外医院住了15天，治好了病，共花医药、住院费64元，其中手术费24元，做手术的包括中国一流的胸外科专家。
住院期间，有一次一位老护士请我母亲代买一把伞，回来我母亲说就10元钱，不要给钱了，老护士急了，说：“那哪成！”硬是把钱塞给我母亲。
我永远记住了那些可尊敬的医生、护士，记住了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北京阜外医院八病房。那年是1977年，粉碎“**”的第二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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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等等。……“说着，她跑去把正开会的院长找来。再次为我胸透后，做出”主动脉瘤“的诊断，并立即为我开了转院证明。
几天后，我在妻子的陪伴下，到了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院肿瘤科。经过各种仪器的检查，经过大夫会诊，最后把我领到自治区一位着名胸外科专家面前。他把结论告诉我：“是肺动脉瘤，瘤表面已钙化，如要做手术我们可以做，从胸腔呈丁字切开，然后换狗血管。如想去北京，可以转院。但病人务必小心，连下公共汽车都要小心，瘤体随时有破裂
的危险。“我们决定转院。当我离开内蒙古医院时，接触过我病历的大夫，眼睛里都流露着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已宣判了我”死刑“。
我和妻子、母亲在舅母的陪同下，拿着邻居写给阜外医院一位副院长的信来到北京这所着名的医院。不巧这位院长去了外地。在院办公室一位女同志说：“看病根本用不着找他，明天你们早点来挂号就成。”
第二天，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一大早就来到医院，挂了个前5名。开始就珍，护士拿着我的转院证明，让我到一位老大夫面前。他简单看看我带去的胸片并询问了几句就断然说：
“不大要紧，是纵隔肿瘤，是胎中带来的畸胎瘤。”接着让我再去拍张胸片，片子出来后，放射科一位年轻的大夫也说纵隔肿瘤。
根据门诊大夫的意见，两天后也就是7月25日我住了院，分在外科八病房。八病房非常干净，管理有条有理。一进病房，护士就给我拿来针刺麻醉的画册，画册上的彩照都是这所医院在针麻下做各种奇难胸外手术的成功实例。护士还交待我练习用肚子呼吸的方法，因为针麻下开胸后病人必须用这种方法呼吸。
八病房住着几十位男女病人，全是准备做或刚刚做完胸外科手术的，有什么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四联症、肺气肿等等。病人都非常好，不少人来看我，有南方的一位老县长、有河北的一位中年工人、有天津的一位中学教员。八病房的室长是东北来的一位青年工人，他的刀口术后久久不愈，出院又回来，跟医护人员十分熟悉。
病房的护士有两三位老些的，约40多岁，剩下的全20多岁。她们负责而严厉，到时就把探视的家属赶走，也不许病人打听或看死去的病人。大家都十分怕她们。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要到室外活动，多是绕楼走。这所医院不很大，只有主楼一座，西北是太平间，大概还有库房或宿舍，反正我们谁也不过去。楼南则是一处楔园，花草树木、小亭石路，十分宜人。没事，能走动的病人多在此处消磨时光。在这儿，我们见到了七、八岁的小病人，也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老将军，大家都是病友，彼此十分亲近。
我们的术期均已排开，一般在入院四、五天后，各种检查化验完了就进行。因为是开胸，难免人人紧张。但先做的病人常给后做的以鼓励。特别是那位老县长，他说：“痛是痛点，可想想邓小平受了那么大的苦，还是挺过来了，我们这点痛算什么呢！”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
手术前一天，主刀的郑忠汉大夫看望了我。他是首都医院的主治大夫，来这儿学习的。
这个40多岁的高个子男人，戴付眼镜也很严肃，平时绝无笑容。那天下午，麻醉师也和我谈了话，她是位和蔼的中年女同志。她问我：“针麻怕不怕？”我说：“不怕。”她见我年轻、身体好，思想上放得开，就决定：“明天不给你插管了，你能配合大夫吗？”我说：“能。”当时针麻下做胸腔手术，都要从咽喉喷麻药然后插一根胶管到气管以备术中吸氧，病人十分痛苦。
7月29日一早，亲戚、病友将我送入手术室，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在手术台上我平静地躺了一会儿，大夫们就过来了，把我的手、脚、腰用皮带固定好，头前齐脖颈处支起块白布遮住。主刀郑大夫又一次对了胸片，还有位沈大夫在旁边做指导。沈大夫是中国着名胸外科专家。数年后，**副委员长心脏病突发西藏时，他曾做为医学专家小组的组长率队飞赴西藏。这位矮个子南方人，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安全感。
麻醉女大夫在我左臂上扎了一根银针，在背上也扎了一根还通了电流，在胸部好象还打了一针。当胸腔切开后，在痛和胀的感觉下，我咬着牙，回味着老县长说的话，开始想着刘胡兰、江姐等英雄，渐渐欲沉沉睡去。这时听见女麻醉师喊：“呼吸，快吸气、呼气！”氧气罩也同时捂住我的鼻孔处。她喊：“用肚子吸、呼，吸——呼——”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大夫说：“在这儿”，“切干净”……
又过了一会儿，我问：“开始缝了吗？”“缝了。”大夫回答。我说：“累了大夫休息、休息吧！”很快，几层皮肉缝完了。我又说：“能看看瘤子吗？”大夫让女护士把盘子端过来，那个瘤子沾着血有馒头大。事后，大夫告诉我是4两重。
11点多我被推出手术室，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确是纵隔肿瘤，但不是畸胎瘤。接着在一个单人病房医护人员开始了一级护理，15分钟量一次体温，问问病情并进行输液、打针。当天下午我想小便，女护士就用便壶给接，我不习惯总尿不出来，后来两位老护士扶我站在地上才尿出来，那时胸腔还插着两根胶皮管子。
第二天下午，一位男大夫来到我床前给我拔那两根管子。他说当外科大夫必须“心狠”，还让我忍住。这样，只听嘭一声，一根管子拔出来了，他随后用药棉擦擦上了药，又是嘭地一声，同样做了处置。当天晚上，我扶着墙自己过走廊去厕所，受到医护人员和病友的赞扬。他们说：“王再平很坚强！”
术后第一、二天给打了止痛针，后来再要求打医生就不给了，说能上瘾。接着只给止痛片，到五、六天后止痛片也不给了。我从一人间搬到两人间。又搬回三人间。这期间，那些术前让我畏惧的护士，确象亲姐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使我永难忘怀。她们喂水、喂饭、端尿，问病情，呼之即来，从不厌烦，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术后10天让我出院，出院前又一次量体重竟长了4斤。经化验瘤子是良性的。这样，我在阜外医院住了15天，治好了病，共花医药、住院费64元，其中手术费24元，做手术的包括中国一流的胸外科专家。
住院期间，有一次一位老护士请我母亲代买一把伞，回来我母亲说就10元钱，不要给钱了，老护士急了，说：“那哪成！”硬是把钱塞给我母亲。
我永远记住了那些可尊敬的医生、护士，记住了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北京阜外医院八病房。那年是1977年，粉碎“**”的第二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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