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总站党委的大会议厅，会场布置得清晰明亮，朴实简练。中央的长条方桌擦得干干净净，透亮得可见人影。桌上空荡荡的一物全无，连简单的茶杯，热水瓶也没有准备。辛书记最反对开会带茶缸，“讨论几个事情，又不是茶话会。几分钟就完的，何必做出熬时间的样。”他不仅自己不喝水，对别人一落座就找茶杯的现象也挺反感，少不了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几次。然而长期以来会场备茶已成了制度，一时也改不了。自从朱文山调入总站部门工作后，这位从不与任何歪风邪气做半分让步的强硬派工人干部得知了辛书记的小主张，立刻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并极力将其拔高到正式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如今，不光办公室不准备茶杯，连习惯喝水的与会者也必须把私人茶缸放下才准进场。“会场内备茶水，一是分散注意力，二是扰乱会场秩序。要是真渴了，到旁边办公室喝几口也没啥。”
沿着桌边和靠墙处，五十张统一的折叠座椅都已拉开，分两排整齐排放着。看架势又要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这样的会前几年是家常饭，传达个决议，通知个文件，三天两头就来一回。真正在基层忙于工作的人，非常头疼这类会，以至出现有人借故请假，派人替会的滑稽场面。当时会议组织混乱，竟然也没人管。现在不同了，各个单位部门都讲究真抓实干，不是非常重大的事，党委是不会兴师动众，召开这样的会的。今年过了快三分之二，这才是头一回。通知一下去，人人自然有了不用多言的重视感。
会议定在九点开始，从八点半起，就有人陆续到场。人们进来后，见除了几位站领导的座位有定外，其他人可以随便坐，就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场内的人越来越多，又都是上午不见下午见，站内不见回家见的熟人，相互间闲聊起来，话题大都是打听会上要讲什么。
九点差一刻，几位总站主要领导相伴进入会场，在长桌的一端挨个就座。从外表看众人心情都挺好的，落座后又高声地同在远处的熟人谈笑。精细的人已经注意到，领导面前也没有放茶杯，一些暗地讥讽此举为干说干听的人，内心也平静了些。刚听说会场不许喝茶，很有几个人不服气，“当官的就可以喝，我们为什么不能。太不公平了。”现在眼见都是一般，领导面前也只有个小笔记本，不用谁解释，大家心平气和了。看来不泡功夫茶，不念三字经。
辛书记看了看表，到九点了。和身边的总站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就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开始开会。人都到齐了吗？”他向四周望了望，还有些座位空着，不满的皱皱眉。“怎么搞的？要是军队，你们就是团长营长，不能律己，何以教人。这样能带兵吗？”
朱文山直接指挥道：“把门关上吧。小江，你到旁边办公室守着，还有人来，就对他们说，会议已经开始了，请他们回去吧。真不象话，我不相信这些人能调动他的部队。”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敢吭声。辛书记向来以严格出名，现在又加了个忌恶如仇，作风犀利的朱副站长做副手，简直遮住了整个总站的天了。先前在书记面前，一些年纪大，功劳着的人尚可摆摆老资格。而在朱副面前，一切都行不通了，人家也是老总站，何止如此，又是老工人，还是老技术。没有几人敢与他争斗。
辛书记翻开桌上的笔记本，说道：“开会。在讲别的之前，我先宣读一个决定。‘下关总站党委会决定，同意四车队党支部书记许进山同志的辞官报告，即日调离领导岗位，仍在本队任驾驶员。四队党支书一职由刘正荣同志接任。’今天的会要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干部撤换，新老交替，都是很自然的。由组织部门发个文件就可以了。但这里面牵扯的许多问题，关系到我们总站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党委就这事专门开了两次会，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准备把党委会提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公开一下，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这样别出心裁的会议内容，人人都感到出乎意料。许进山，可以说是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就是那个既爱发表意见，又没几分水准；虽说文化不高，却是正牌特驾的纳西族汉子。他是总站内部培养的第一批民族干部，几十年来，没见他有什么出众的成绩，也好象没听说他犯了多少不可饶恕的过失，怎么就要撸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四下张望，发现他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墙角旁，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许进山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辛书记在开始大篇言谈前，也朝这边看了看。开朗地对大家笑道：“是不是有人直犯猜疑，老许有啥错，怎么被罢了官？我告诉大家，没有。老许是个好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正是为此，他才主动辞官为民。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会儿，那边响起了几声敲门声，打断了辛书记的话，也吸引了场内人员的注意力。领导不表态，没人去开门。停了两分钟，又敲了几下。听得出来，门外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急切却又不敢放肆，响声越来越频繁，但一直未敢加劲。
书记脸上刚刚泛起的笑意一扫而光，带有不屑理睬的口气说道：“哪家的大忙人。既然忙不过来，还到这里干啥。我们的干部队伍真够糟糕，纪律涣散，自尊自大，连总站开会都叫不动，还讲什么全省全国一盘棋。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坐在一侧的总站长用手肘碰了碰他，止坠未出口的气话。偏头凑近前，低声说道：“今天这个会，给他们听听有好处。”
若是凭个人意气，他是不让步的。但在这个时刻，还是接受了总站长的提醒，忍了忍胸中的余火，“好吧，让他们进来吧。老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自知，这是今天会议的中心议题，希望与会者重视。”他不太满意地向坐在门边的人打个手式，示意开门。
门一开，从外边鱼贯般溜进三个人来。显然，他们已经得到过小江的警告，对会场气氛未见先怯，一个个灰溜溜的。不象以往的迟到者，什么时候入场都可以趾高气扬，满面春风的同坐在各个座位的人挥手致意，嬉笑招呼。
“为什么迟到了？”辛书记忍不住，还是要就此机会多说几句。
“我•；•；•；•；•；•；”三人都想争先向领导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工作，事出有因，并非大过。
“不要说了。”书记烦躁地把手一扬，不听他们的解释。“我问一百次，你们会有一百个原因来对答，是不是？那些原因拿到别处说去吧，我这里不要听。你们必须明白，今天的会议来迟了。做为一个工人，可能不算大事，扣上几角钱，或者手脚勤快点，也就补上了。可是你们是管人的人，这就是大事，是不能允许出现的大错。要创建一支能打善战的过硬队伍，纪律、信义是最基本的条件，干部松散成这样了，还有多少带兵的本钱。”
“书记，不就五分钟吗。”其中一位年纪大些的车间主任，长期以来批评惯了别人，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正面对他做过指责，这番措辞激烈，气势逼人的语言叫他有些受不了。趁书记停顿的时刻，带点不服的情绪轻声回了一句。
“无稽之谈。我是说你迟到了，而不是与你争几分钟。”想不到这话重又激起辛书记渐已平息的怒火。“五分钟，五分钟怎么样？是觉得错误不足定论，还是感到受了冤枉？如果后面又有迟到十分钟的人，刚才那番话就该对他们说，而你们就可以完全解脱了，是不是？那么，我对准时到场的这么多好同志该如何交代？难道下次开会就允许有五分钟的自我掌握时间？不行！有第一次就少不了第二次，可以迟到五分钟就无法制止十分钟。老同志啊，我要是在表扬你，会不会也推呢，不会，绝对不会。很普通的成绩都喜欢加足水分，掺够沙子，标显它的分量。听到批评，自然就会躲躲闪闪，不愿正面接受。好好恶恶，喜顺厌逆，这就是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的一大特点！凭着这些人，就想搞四化？就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哼•；•；•；•；•；•；呃。”他的嘴大张着，哼了几声，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省悟到这不是会议的主题，不想纠缠过多的时间。
话虽停了，但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激动。说话时手几次按在桌子上，只是理智告诉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摆领导架势，耍家长作风。当众敲桌子打板凳，以助声威，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工龄比自己大的人员更要小心，所以没敲响。“好了，坐下吧，开会。”
这段小插曲搅乱了他的思绪，一下子转不回来。他悄悄对身旁的总站长说了声：“你先讲几句。”自己靠在椅背上，翻看着笔记本，以求得到几分平静，迅速将紊乱的思维集中到下面的会议上来。后边吸烟的人，丢过一支烟，落在桌上。他迟疑了一下，伸手捻起，也没回头看看是谁，从旁边人的烟上借火点燃，小心地吸了起来。
总站长没准备多说什么，被突然推上前来，他定了定神，换个话题说道：“今年是下关总站建站三十周年。按古人的说法，就是到了而立之年。什么是而立呢？就是基本能够自立，不需要大人的呵护和帮助。在座的各位，大多是建站初期的老工人，老功臣了。总站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你们眼前走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一一细述了。如今当然今非昔比了，下关已成为滇西北高原的运输中心，在全省全国也颇有其名。这一切来得容易吗？我问过一个教授，当时为什么谁也没啥杂念，听毛主席一句话就人人拼命呢。他说这叫‘穷则思变，’谁也不愿眼看资本主义，口叫社会主义，干的封建主义，吃穿奴隶主义。我又问他，人一富起来又会想些什么。他说一般情况下，人富了就会多想些财产的积累，利益的享受。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要告诫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这个道理。古人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这些在滇路上跑运输的人，三十年来走过的路，就比上青天还难。刚刚有了点成绩，闹了几顿温饱，是不是就有人想着回家抱孙子，享太平，不思进取，不想奋斗了。这可危险呀。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不是也出现过几段富庶美满的好日子吗？为什么转眼又消失了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我们没能坚决地干下去。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党的新政策更是几代人用血换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跟着干就是了。书记刚才的批评非常中肯，越是老同志，越要决定不移地团结在党周围，不允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行为，也不允许有丝毫倚老卖老的私念。在现有的岗位上，唯一要做的就是不遗余力的干。”
辛书记干咳了两声，总站长便止住没完的话。“老师傅可能面子有点过不去，回去往深处想想吧。我们的工作讲究实事求是，以前为了面子我们干了不少虚假的事，那是不可多得的教训，再也不能重犯了。现在重新回到会议的中心。”
一支烟的熏陶，书记与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说道：“还接着说老许的事。可能有人会说，许进山犯了啥错，怎么被撤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他是一个好同志。”说到这里，觉得坐着讲话不够顺气，干脆站了起来。
“老许担任四车队党支部书记十五年。这些年，四队的运输任务年年超额，上交利润从不拖欠。车辆保养，节油情况，安全情况，政治学习，另外还不妨提到工会，青年团工作，职工的文体活动，宣传教育，还有驾驶员在外的文明守法。总之，一切可以看得见的指标，基本都是好的。在全站范围内，说大些，在全省范围内，也是处在先进的水平。这是全队一百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做为主要负责人，不用多说，他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又到底为什么要撤他的官呢？”说到这里停了片刻，朝各方望了望。在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书记的身上，急等着他对此做出解释。怎么反而象问人一样，只提出了问题，让人们去思考。急于想清楚前因后果关系的基层干部，更不能袖手旁观，有人甚至觉得与自己的前途息息相关。
辛书记总算开口了。“大家知道，老许原本是驾驶员，可能是纳西族上路开车的第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调到了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评断，我们也不能对它有过多的指责。那是处在混乱之中，老干部停职下岗，新干部不见行迹，前后交替脱节，做为权宜之计，选派一批出色的基层人员补充领导岗位，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高明的。他们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工作积极，又有群众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理论知识差，本位主义严重，工作方法单一。说到这里我要强调一句，不是批评某些人。这是个社会问题，不由你指手画脚的。在座的多数人也是这样走上领导岗位的，大家不必背包袱，我没有指责谁的意思，只是想借此分析一下特殊时期的现象。换句话说，今天撤了老许，下一步是不是要把这批干部都撤掉？不是的。总站目前正处在一个空前兴旺腾达的时期，这个环境来之不易，正等我们发奋图强。我一人就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还得靠广大职工，广大干部。谁敢撤大批干部，那是自掘坟墓，大家也不用同他客气，马上把他赶走，省得坏了大好的形势。”
大多数人长舒出心中担忧的闷气，脸色也开朗多了。又有一支烟丢上桌子，这回辛书记没去光顾，他还要接着讲话，吸烟有碍顺当。不过一人一点不算啥，这会儿满屋子都是烟气，你不沾是不可能的。
“用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这也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大家也看到了，我刚说的几个弱点在当时并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环境就是那样，允许你以那种方式干。我党我军初建时，有几个是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教授？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农民，在教条主义的盲目指导下，丢掉了根据地，走上了长征路。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在整个世界，着眼点主要在欧洲。而苏联的成功经验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有些是不适用的。只有在**思想的领导下，才找到了一条中国解放的光明大道。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建设，形势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中，一向做为全党全军的指导路线的**思想又跟不上趟了。在建国初期导致了一些重大失误：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最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经过**，全党全国终于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志们啊，你们都是老一辈创业人，对于总站建设都是有功之臣。但是，谁也不能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学习，一时一刻不能忘记严格要求自己。想一想，跟不上形势，连毛主席那样的伟人也会犯错误，何况你我。”
吸烟者纷纷将烟头摁灭，倒抽了一口凉气，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又抬头看着书记，听他后面还有什么高论。
“一般说来，工人干部大多是能够胜任的，而且，在工作中学习工作，也是最基本的业务。就以老许作例，参加工作才进扫盲班学习文化，到现在能达到初中水平，这本身就是不小的进步。理论知识也随着提高。如今，改革在不断深入，各方面的管理也逐渐走上正轨，问题慢慢地显露出来，过去有的东西不适应了，而新的观点很难让人理解。有些完全就属于过去曾狂热的反对过的，有些只是个提法或者雏型，还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分析，去考察，去总结。对于长期习惯于上行下效，照葫画瓢的单一工作方法的工人干部，这就很困难了。许进山同志正是在这时相当现实相当机敏地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并以**员大无畏的气概，勇敢的向总站领导提出了辞官的申请。”
难道真是老许自己要求的？人们的目光有转向当事人，希望他本人能对此表个态度。这时许进山表情异常轻松，悠闲地吸着烟，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象个没事人似的。
“当他头回向我透露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不顺心而发牢骚闹别扭，力图宽慰他，希望他在困难面前昂首挺胸，不要气馁。但是他说，如今改革开放的步子实在太大，做为年过半百，没有文化的人，想学好赶上是不太可能的。就现在这个样子，让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是没法把工作做好的，相反会损害党的事业。如果让他重回驾驶岗位，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尽量发挥余力，为祖国建设，边疆运输多做些贡献。最后他又推荐本队的青年党员刘正荣担任支部书记，‘酗子有朝气，有能力，定能不负众望，把车队工作搞好。’他的话非常客观，也非常负责任。这是老工人应有的主人翁的态度，是老党员纯洁党性的具体体现。我思前想后，并把它提交党委会正式讨论，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
辛书记的话说完了，平静地坐了下来。总站长接口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有什么精神呢？还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要有一点完全彻底的精神，要有一点极端负责的精神。这些前几年背得很熟了，打倒‘**’后，工作重点转移了，反倒不提了。是不是这个中心也变了呢？不会的，一千年一万年都不会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准则。”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在如此大会上讲这样的小事，不是没有用意的。就是想宣扬老许的这种精神。其实在现阶段，感到能力不足，力不从心的，并不只老许一人，许多人都有同感。但各人的态度不同，有的采取观望的态度，别人能过，我也能过；有的是中游的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的是推卸的态度，做好做坏，往外一推；还有的是交差的态度，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只管上班，你们负责。这些都是消极的，很不好的。今后总站的干部制度也要改革，不搞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这不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这里搞不好，就易地做官，换个位置干，这样不行。有能力的就上，没能力的就下，想干好就多加把劲。人们喜欢把国营企业比做铁饭碗，那么能混个官职就是金饭碗了。现在没那样好事了，铁饭碗可能被打碎，金饭碗也保不住了。大家得有个思想准备。下面请许进山同志说说内心的感想。”辛书记诚恳地朝老许招了招手，示意他说上几句。许进山在这样严肃的会场里，反而拘束了。“没什么，都是老哥们。”
许进山也站了起来，激动的观察着会场的人员，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同志们，我们差不多都是大跃进时代一齐参加工作的吧，晚也就晚三五年，对不对？我曾听队里的小秀才议论过这么一句话：鞋子做得再漂亮，不能挂在头上。这是有道理的。我还经历过两件事，一是有一年一汽的技术班子来总站搞调研，有位工程师看到站内全是他们厂的产品，兴奋得手舞足蹈，跳上车就开动。结果转了一圈回来，车头连撞带擦，伤损了三处；另一件事是州百货大楼刚建成，我从昆明拉了一车货回来。星期天我也大摇大摆地去大楼逛逛，可人家售货员没一个好眼色给我，连问句话也没人回答，都把我看成山里来的野汉，我真想大叫一声，知道吗，这些好东西都是我拿来的。事情过了很久，我也想通了。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工程师能做车，不一定能开车。驾驶员能拉货，不一定能买货。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假如这事发生在半年前，领导要调动我的工作，我会想不通的。但现在我想通了，以前教育人，喜欢拿着语录本照着念，实际上不要说听的人不懂，我们这些说话人又有几个真懂呢。说出来是有点叫人难堪，可是不能不说，如今时代变了，讲假话行不通，必须干实事了。所以我诚心的承认，这个书记我是干不下去了。不过我有开车的特长，还能在运输战线上多做点贡献。我们一起学车的人，老易在十多年前就是全国劳模。吴明比我小几岁，今年也评上了劳模，真让我坐立不安。趁着还年富力强，我想努把力，也争一个五•；一劳动奖章光彩光彩。”
“啪啪啪啪——”有人带头为他的讲话鼓掌。众人也跟着拍起了巴掌。会议室里的掌声到底不象大戏院那么热烈，显得很孤单。但人们还是使劲地拍着，许进山也注意到坐在领导席上的朱文山，掌声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他不准备在会上说什么，只是欣喜的向老伙伴频频点头，笑着朝这边拍手。
总站长说道：“可能有人说老许太傻，也可能有人说太直。我要说他非常高明，急流勇退，扬长避短，既维护了党的事业，又为自己找到个致富的岗位。试问还有谁比他更高明？谁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总是不一样的。过上十年我们再聚在一起反思一下，看谁对谁错。历史会做出最准确的答案的。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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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桌边和靠墙处，五十张统一的折叠座椅都已拉开，分两排整齐排放着。看架势又要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这样的会前几年是家常饭，传达个决议，通知个文件，三天两头就来一回。真正在基层忙于工作的人，非常头疼这类会，以至出现有人借故请假，派人替会的滑稽场面。当时会议组织混乱，竟然也没人管。现在不同了，各个单位部门都讲究真抓实干，不是非常重大的事，党委是不会兴师动众，召开这样的会的。今年过了快三分之二，这才是头一回。通知一下去，人人自然有了不用多言的重视感。
会议定在九点开始，从八点半起，就有人陆续到场。人们进来后，见除了几位站领导的座位有定外，其他人可以随便坐，就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场内的人越来越多，又都是上午不见下午见，站内不见回家见的熟人，相互间闲聊起来，话题大都是打听会上要讲什么。
九点差一刻，几位总站主要领导相伴进入会场，在长桌的一端挨个就座。从外表看众人心情都挺好的，落座后又高声地同在远处的熟人谈笑。精细的人已经注意到，领导面前也没有放茶杯，一些暗地讥讽此举为干说干听的人，内心也平静了些。刚听说会场不许喝茶，很有几个人不服气，“当官的就可以喝，我们为什么不能。太不公平了。”现在眼见都是一般，领导面前也只有个小笔记本，不用谁解释，大家心平气和了。看来不泡功夫茶，不念三字经。
辛书记看了看表，到九点了。和身边的总站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就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开始开会。人都到齐了吗？”他向四周望了望，还有些座位空着，不满的皱皱眉。“怎么搞的？要是军队，你们就是团长营长，不能律己，何以教人。这样能带兵吗？”
朱文山直接指挥道：“把门关上吧。小江，你到旁边办公室守着，还有人来，就对他们说，会议已经开始了，请他们回去吧。真不象话，我不相信这些人能调动他的部队。”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敢吭声。辛书记向来以严格出名，现在又加了个忌恶如仇，作风犀利的朱副站长做副手，简直遮住了整个总站的天了。先前在书记面前，一些年纪大，功劳着的人尚可摆摆老资格。而在朱副面前，一切都行不通了，人家也是老总站，何止如此，又是老工人，还是老技术。没有几人敢与他争斗。
辛书记翻开桌上的笔记本，说道：“开会。在讲别的之前，我先宣读一个决定。‘下关总站党委会决定，同意四车队党支部书记许进山同志的辞官报告，即日调离领导岗位，仍在本队任驾驶员。四队党支书一职由刘正荣同志接任。’今天的会要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干部撤换，新老交替，都是很自然的。由组织部门发个文件就可以了。但这里面牵扯的许多问题，关系到我们总站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党委就这事专门开了两次会，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准备把党委会提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公开一下，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这样别出心裁的会议内容，人人都感到出乎意料。许进山，可以说是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就是那个既爱发表意见，又没几分水准；虽说文化不高，却是正牌特驾的纳西族汉子。他是总站内部培养的第一批民族干部，几十年来，没见他有什么出众的成绩，也好象没听说他犯了多少不可饶恕的过失，怎么就要撸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四下张望，发现他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墙角旁，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许进山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辛书记在开始大篇言谈前，也朝这边看了看。开朗地对大家笑道：“是不是有人直犯猜疑，老许有啥错，怎么被罢了官？我告诉大家，没有。老许是个好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正是为此，他才主动辞官为民。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会儿，那边响起了几声敲门声，打断了辛书记的话，也吸引了场内人员的注意力。领导不表态，没人去开门。停了两分钟，又敲了几下。听得出来，门外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急切却又不敢放肆，响声越来越频繁，但一直未敢加劲。
书记脸上刚刚泛起的笑意一扫而光，带有不屑理睬的口气说道：“哪家的大忙人。既然忙不过来，还到这里干啥。我们的干部队伍真够糟糕，纪律涣散，自尊自大，连总站开会都叫不动，还讲什么全省全国一盘棋。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坐在一侧的总站长用手肘碰了碰他，止坠未出口的气话。偏头凑近前，低声说道：“今天这个会，给他们听听有好处。”
若是凭个人意气，他是不让步的。但在这个时刻，还是接受了总站长的提醒，忍了忍胸中的余火，“好吧，让他们进来吧。老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自知，这是今天会议的中心议题，希望与会者重视。”他不太满意地向坐在门边的人打个手式，示意开门。
门一开，从外边鱼贯般溜进三个人来。显然，他们已经得到过小江的警告，对会场气氛未见先怯，一个个灰溜溜的。不象以往的迟到者，什么时候入场都可以趾高气扬，满面春风的同坐在各个座位的人挥手致意，嬉笑招呼。
“为什么迟到了？”辛书记忍不住，还是要就此机会多说几句。
“我•；•；•；•；•；•；”三人都想争先向领导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工作，事出有因，并非大过。
“不要说了。”书记烦躁地把手一扬，不听他们的解释。“我问一百次，你们会有一百个原因来对答，是不是？那些原因拿到别处说去吧，我这里不要听。你们必须明白，今天的会议来迟了。做为一个工人，可能不算大事，扣上几角钱，或者手脚勤快点，也就补上了。可是你们是管人的人，这就是大事，是不能允许出现的大错。要创建一支能打善战的过硬队伍，纪律、信义是最基本的条件，干部松散成这样了，还有多少带兵的本钱。”
“书记，不就五分钟吗。”其中一位年纪大些的车间主任，长期以来批评惯了别人，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正面对他做过指责，这番措辞激烈，气势逼人的语言叫他有些受不了。趁书记停顿的时刻，带点不服的情绪轻声回了一句。
“无稽之谈。我是说你迟到了，而不是与你争几分钟。”想不到这话重又激起辛书记渐已平息的怒火。“五分钟，五分钟怎么样？是觉得错误不足定论，还是感到受了冤枉？如果后面又有迟到十分钟的人，刚才那番话就该对他们说，而你们就可以完全解脱了，是不是？那么，我对准时到场的这么多好同志该如何交代？难道下次开会就允许有五分钟的自我掌握时间？不行！有第一次就少不了第二次，可以迟到五分钟就无法制止十分钟。老同志啊，我要是在表扬你，会不会也推呢，不会，绝对不会。很普通的成绩都喜欢加足水分，掺够沙子，标显它的分量。听到批评，自然就会躲躲闪闪，不愿正面接受。好好恶恶，喜顺厌逆，这就是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的一大特点！凭着这些人，就想搞四化？就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哼•；•；•；•；•；•；呃。”他的嘴大张着，哼了几声，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省悟到这不是会议的主题，不想纠缠过多的时间。
话虽停了，但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激动。说话时手几次按在桌子上，只是理智告诉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摆领导架势，耍家长作风。当众敲桌子打板凳，以助声威，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工龄比自己大的人员更要小心，所以没敲响。“好了，坐下吧，开会。”
这段小插曲搅乱了他的思绪，一下子转不回来。他悄悄对身旁的总站长说了声：“你先讲几句。”自己靠在椅背上，翻看着笔记本，以求得到几分平静，迅速将紊乱的思维集中到下面的会议上来。后边吸烟的人，丢过一支烟，落在桌上。他迟疑了一下，伸手捻起，也没回头看看是谁，从旁边人的烟上借火点燃，小心地吸了起来。
总站长没准备多说什么，被突然推上前来，他定了定神，换个话题说道：“今年是下关总站建站三十周年。按古人的说法，就是到了而立之年。什么是而立呢？就是基本能够自立，不需要大人的呵护和帮助。在座的各位，大多是建站初期的老工人，老功臣了。总站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你们眼前走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一一细述了。如今当然今非昔比了，下关已成为滇西北高原的运输中心，在全省全国也颇有其名。这一切来得容易吗？我问过一个教授，当时为什么谁也没啥杂念，听毛主席一句话就人人拼命呢。他说这叫‘穷则思变，’谁也不愿眼看资本主义，口叫社会主义，干的封建主义，吃穿奴隶主义。我又问他，人一富起来又会想些什么。他说一般情况下，人富了就会多想些财产的积累，利益的享受。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要告诫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这个道理。古人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这些在滇路上跑运输的人，三十年来走过的路，就比上青天还难。刚刚有了点成绩，闹了几顿温饱，是不是就有人想着回家抱孙子，享太平，不思进取，不想奋斗了。这可危险呀。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不是也出现过几段富庶美满的好日子吗？为什么转眼又消失了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我们没能坚决地干下去。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党的新政策更是几代人用血换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跟着干就是了。书记刚才的批评非常中肯，越是老同志，越要决定不移地团结在党周围，不允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行为，也不允许有丝毫倚老卖老的私念。在现有的岗位上，唯一要做的就是不遗余力的干。”
辛书记干咳了两声，总站长便止住没完的话。“老师傅可能面子有点过不去，回去往深处想想吧。我们的工作讲究实事求是，以前为了面子我们干了不少虚假的事，那是不可多得的教训，再也不能重犯了。现在重新回到会议的中心。”
一支烟的熏陶，书记与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说道：“还接着说老许的事。可能有人会说，许进山犯了啥错，怎么被撤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他是一个好同志。”说到这里，觉得坐着讲话不够顺气，干脆站了起来。
“老许担任四车队党支部书记十五年。这些年，四队的运输任务年年超额，上交利润从不拖欠。车辆保养，节油情况，安全情况，政治学习，另外还不妨提到工会，青年团工作，职工的文体活动，宣传教育，还有驾驶员在外的文明守法。总之，一切可以看得见的指标，基本都是好的。在全站范围内，说大些，在全省范围内，也是处在先进的水平。这是全队一百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做为主要负责人，不用多说，他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又到底为什么要撤他的官呢？”说到这里停了片刻，朝各方望了望。在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书记的身上，急等着他对此做出解释。怎么反而象问人一样，只提出了问题，让人们去思考。急于想清楚前因后果关系的基层干部，更不能袖手旁观，有人甚至觉得与自己的前途息息相关。
辛书记总算开口了。“大家知道，老许原本是驾驶员，可能是纳西族上路开车的第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调到了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评断，我们也不能对它有过多的指责。那是处在混乱之中，老干部停职下岗，新干部不见行迹，前后交替脱节，做为权宜之计，选派一批出色的基层人员补充领导岗位，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高明的。他们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工作积极，又有群众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理论知识差，本位主义严重，工作方法单一。说到这里我要强调一句，不是批评某些人。这是个社会问题，不由你指手画脚的。在座的多数人也是这样走上领导岗位的，大家不必背包袱，我没有指责谁的意思，只是想借此分析一下特殊时期的现象。换句话说，今天撤了老许，下一步是不是要把这批干部都撤掉？不是的。总站目前正处在一个空前兴旺腾达的时期，这个环境来之不易，正等我们发奋图强。我一人就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还得靠广大职工，广大干部。谁敢撤大批干部，那是自掘坟墓，大家也不用同他客气，马上把他赶走，省得坏了大好的形势。”
大多数人长舒出心中担忧的闷气，脸色也开朗多了。又有一支烟丢上桌子，这回辛书记没去光顾，他还要接着讲话，吸烟有碍顺当。不过一人一点不算啥，这会儿满屋子都是烟气，你不沾是不可能的。
“用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这也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大家也看到了，我刚说的几个弱点在当时并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环境就是那样，允许你以那种方式干。我党我军初建时，有几个是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教授？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农民，在教条主义的盲目指导下，丢掉了根据地，走上了长征路。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在整个世界，着眼点主要在欧洲。而苏联的成功经验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有些是不适用的。只有在**思想的领导下，才找到了一条中国解放的光明大道。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建设，形势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中，一向做为全党全军的指导路线的**思想又跟不上趟了。在建国初期导致了一些重大失误：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最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经过**，全党全国终于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志们啊，你们都是老一辈创业人，对于总站建设都是有功之臣。但是，谁也不能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学习，一时一刻不能忘记严格要求自己。想一想，跟不上形势，连毛主席那样的伟人也会犯错误，何况你我。”
吸烟者纷纷将烟头摁灭，倒抽了一口凉气，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又抬头看着书记，听他后面还有什么高论。
“一般说来，工人干部大多是能够胜任的，而且，在工作中学习工作，也是最基本的业务。就以老许作例，参加工作才进扫盲班学习文化，到现在能达到初中水平，这本身就是不小的进步。理论知识也随着提高。如今，改革在不断深入，各方面的管理也逐渐走上正轨，问题慢慢地显露出来，过去有的东西不适应了，而新的观点很难让人理解。有些完全就属于过去曾狂热的反对过的，有些只是个提法或者雏型，还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分析，去考察，去总结。对于长期习惯于上行下效，照葫画瓢的单一工作方法的工人干部，这就很困难了。许进山同志正是在这时相当现实相当机敏地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并以**员大无畏的气概，勇敢的向总站领导提出了辞官的申请。”
难道真是老许自己要求的？人们的目光有转向当事人，希望他本人能对此表个态度。这时许进山表情异常轻松，悠闲地吸着烟，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象个没事人似的。
“当他头回向我透露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不顺心而发牢骚闹别扭，力图宽慰他，希望他在困难面前昂首挺胸，不要气馁。但是他说，如今改革开放的步子实在太大，做为年过半百，没有文化的人，想学好赶上是不太可能的。就现在这个样子，让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是没法把工作做好的，相反会损害党的事业。如果让他重回驾驶岗位，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尽量发挥余力，为祖国建设，边疆运输多做些贡献。最后他又推荐本队的青年党员刘正荣担任支部书记，‘酗子有朝气，有能力，定能不负众望，把车队工作搞好。’他的话非常客观，也非常负责任。这是老工人应有的主人翁的态度，是老党员纯洁党性的具体体现。我思前想后，并把它提交党委会正式讨论，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
辛书记的话说完了，平静地坐了下来。总站长接口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有什么精神呢？还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要有一点完全彻底的精神，要有一点极端负责的精神。这些前几年背得很熟了，打倒‘**’后，工作重点转移了，反倒不提了。是不是这个中心也变了呢？不会的，一千年一万年都不会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准则。”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在如此大会上讲这样的小事，不是没有用意的。就是想宣扬老许的这种精神。其实在现阶段，感到能力不足，力不从心的，并不只老许一人，许多人都有同感。但各人的态度不同，有的采取观望的态度，别人能过，我也能过；有的是中游的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的是推卸的态度，做好做坏，往外一推；还有的是交差的态度，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只管上班，你们负责。这些都是消极的，很不好的。今后总站的干部制度也要改革，不搞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这不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这里搞不好，就易地做官，换个位置干，这样不行。有能力的就上，没能力的就下，想干好就多加把劲。人们喜欢把国营企业比做铁饭碗，那么能混个官职就是金饭碗了。现在没那样好事了，铁饭碗可能被打碎，金饭碗也保不住了。大家得有个思想准备。下面请许进山同志说说内心的感想。”辛书记诚恳地朝老许招了招手，示意他说上几句。许进山在这样严肃的会场里，反而拘束了。“没什么，都是老哥们。”
许进山也站了起来，激动的观察着会场的人员，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同志们，我们差不多都是大跃进时代一齐参加工作的吧，晚也就晚三五年，对不对？我曾听队里的小秀才议论过这么一句话：鞋子做得再漂亮，不能挂在头上。这是有道理的。我还经历过两件事，一是有一年一汽的技术班子来总站搞调研，有位工程师看到站内全是他们厂的产品，兴奋得手舞足蹈，跳上车就开动。结果转了一圈回来，车头连撞带擦，伤损了三处；另一件事是州百货大楼刚建成，我从昆明拉了一车货回来。星期天我也大摇大摆地去大楼逛逛，可人家售货员没一个好眼色给我，连问句话也没人回答，都把我看成山里来的野汉，我真想大叫一声，知道吗，这些好东西都是我拿来的。事情过了很久，我也想通了。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工程师能做车，不一定能开车。驾驶员能拉货，不一定能买货。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假如这事发生在半年前，领导要调动我的工作，我会想不通的。但现在我想通了，以前教育人，喜欢拿着语录本照着念，实际上不要说听的人不懂，我们这些说话人又有几个真懂呢。说出来是有点叫人难堪，可是不能不说，如今时代变了，讲假话行不通，必须干实事了。所以我诚心的承认，这个书记我是干不下去了。不过我有开车的特长，还能在运输战线上多做点贡献。我们一起学车的人，老易在十多年前就是全国劳模。吴明比我小几岁，今年也评上了劳模，真让我坐立不安。趁着还年富力强，我想努把力，也争一个五•；一劳动奖章光彩光彩。”
“啪啪啪啪——”有人带头为他的讲话鼓掌。众人也跟着拍起了巴掌。会议室里的掌声到底不象大戏院那么热烈，显得很孤单。但人们还是使劲地拍着，许进山也注意到坐在领导席上的朱文山，掌声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他不准备在会上说什么，只是欣喜的向老伙伴频频点头，笑着朝这边拍手。
总站长说道：“可能有人说老许太傻，也可能有人说太直。我要说他非常高明，急流勇退，扬长避短，既维护了党的事业，又为自己找到个致富的岗位。试问还有谁比他更高明？谁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总是不一样的。过上十年我们再聚在一起反思一下，看谁对谁错。历史会做出最准确的答案的。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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