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一觉双溪梦，此身非复梦中人
——评《烧心》并寄语才友兄
钱 雯
二十年前，兄即以文才自许，亦以才名见着，所作诗文传观于师生之间，曾引无数惊叹、欣羡之声。二十年过去了，同学星散，那众口说诗的盛景，已难再现；人生之艰难，人事之变迁，亦使诗心蒙尘，昔日论诗之人，与诗已渐行渐远。未曾料到，兄历二十年沧桑，居然诗心不改，二十年来，做成一个始终不渝的歌者；未曾料到，透过兄二十年来浸染风霜的大作，隐然见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二十年来，兄已隐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歌者。廿年一觉双溪梦，兄之文字，宛如回望双溪一个永远的姿态。
这也许就是小说《烧心》那未曾写出的部分，或者，这就是《烧心》的底蕴：在貌似愤激、稍嫌杂乱的陈词中，烘托出二十年来不变的持守；“烧心”、失心的焦虑与痛苦，愈加磨洗出二十年前的旧影。且看旧影在哪里。“我”以无赖自居，乞讨为业，身内身外，一无所有，丐而无赖，则何“心”可“烧”？“烧心”之“心”者，分明为“我”外之“我”。眼镜后来加入到故事中来，我们从眼镜身上，看到的不是哲学，——虽然他是学哲学的，却分明是那个熟悉的面影，他朴质、善良、热情，有心于世，却无路可进，牢骚满腹，却又不忍放弃责任。“我”与眼镜，如文中所说，是同一个人的两副面相，在我看来，这两副面相，反过来又照见着同一个人，——不，是同一群人，一群在1980年代中师毕业、终生打着“师范”烙印的“小”师范生。
“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一个人，自己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一切不对了呢。”二十年来，如此这般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只有我们这些1980年代的中师生才会面对这样尖锐的困惑，才会提出这样两难的问题。这是以我们全部经历、全部教育，以我们响应在双溪上空那全部的青春梦想向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饱含特殊而浓重挫折感的问题。1980年代，那是给我们带来荣誉和自尊、养成我们的自尊和信念、并承载我们的信念和热情的年代。依稀记得接到师范录取通知书时那喜极而泣、奔走相告的情景，依稀记得方圆数里交口称赞、亲戚朋友登门道贺的场面。当年从双溪走出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朴质而单纯，我们不仅要走进时代，而且要成为时代的主角。然而，随后而来时代的巨大变动把我们挤进无人关注的角落，把我们的热情和信念永远锁在了1980年代。如此，我们“烧心”。
“烧心”而心不死啊！这是连着这块乡土的草木之心，这是连着乡里乡亲的赤子之心，这亦是证明着我们有过青春的、二十年来难以割舍的诗心。乡村师范，为乡村称师立范，何曾离开过乡土，又何尝能离弃乡土？我们从《烧心》中看到的，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精神。小说中，“我”已退为无赖，退为混混，退到仅为生存、为活着而活着的本能上，可是，“我”忘不掉鄙视贪官污吏的是非心，忘不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心，尤其，忘不掉鞠育儿女的父母心，忘不掉为人子的孝子心。“想起老娘小时候做童养媳的事，想起老娘节省一分一厘给我念书的事，风都开始哭泣，雨都开始流泪。”从混混身上，见到的反而是本色；从“烧心”中，却见到“心”之本原。小说“小引”道出题旨：刻画“没有灵魂”的灵魂。而作为描画的底色的，正是那颗养成于二十年前、二十年来一直鲜活如初的师范心。
该怎么评说这篇文字呢，或者说，该怎么评说这份持守了二十年的梦想呢？小说结尾仿佛给出一个答案：“也许命中注定，要割舍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心烧死了，才能拼杀出一条活路。人，靠动物本能活着，会更好。……我拣起莫名其妙的自己，抛弃与生俱来的灵魂，踏上迷茫的宿命之路。”这是一个忧郁、悲观的结尾，它确凿反映着我们与时代之间那舍与不舍的无奈，那面向过去与未来双重的困难，然而，在我看来，它又确凿不是一个答案。从“迷茫”而且“宿命”中，见不出小说的用意，揣测不出“路”从何来，按照这个答案，小说的续篇，——如果有续篇的话，无非还得把这篇小说从头来过，再重说一遍。指望小说给出人生的答案是不现实的，然而，小说如果不能尝试给出答案，其对人生的介入至少也是不成功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姑且把小说的这个答案算作答案的一种，而这篇小说真正的答案，应该由小说中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来书写。
也许应该记住：廿年一觉双溪梦，此身非复梦中人，当我们在质问时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反躬自问，我们为这个时代的变化，作好了准备没有？十分明显，《烧心》中“我”也好，眼镜也好，未曾有过这种自省的意识，他们评说时代，指斥人心，凿凿有据，情真意切，然而，他们未曾想过，他们的依据从何而来，孕育于二十年前的师范心，是否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成为直面当下、切入人心的基点？评说者未被评说，“我”与眼镜，在小说中结成互相策应、互相保护，自我完足的、打不破的堡垒，这在一方面，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完整清晰、二十年后依然新鲜的梦想，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又把我们的梦想变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一个永远漂浮在空中的梦想而已。小说故事的单向度行进，制造出并表征出运思上的盲点，“我”因此注定突不破宿命，走不出轮回。
过去之为过去，是在现在的时空中被构造出来的；梦想之光，亦透过时代的天幕被发现、被捕捉。过去不是现在之因，恰恰是现在之果，同样，梦想不是时代的过滤器，恰恰是通过时代的眼光而被检视、被珍惜。这是我的文艺观，在我看来，珍视此生，其义应在此。
然而，我仍然不能不为《烧心》而感动，不管在现在的意义上，还是在过去的意义上。歌有多种写法，可务必要动手写出来，才友兄之“写”，才是真正的现在时，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寄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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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烧心》并寄语才友兄
钱 雯
二十年前，兄即以文才自许，亦以才名见着，所作诗文传观于师生之间，曾引无数惊叹、欣羡之声。二十年过去了，同学星散，那众口说诗的盛景，已难再现；人生之艰难，人事之变迁，亦使诗心蒙尘，昔日论诗之人，与诗已渐行渐远。未曾料到，兄历二十年沧桑，居然诗心不改，二十年来，做成一个始终不渝的歌者；未曾料到，透过兄二十年来浸染风霜的大作，隐然见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二十年来，兄已隐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歌者。廿年一觉双溪梦，兄之文字，宛如回望双溪一个永远的姿态。
这也许就是小说《烧心》那未曾写出的部分，或者，这就是《烧心》的底蕴：在貌似愤激、稍嫌杂乱的陈词中，烘托出二十年来不变的持守；“烧心”、失心的焦虑与痛苦，愈加磨洗出二十年前的旧影。且看旧影在哪里。“我”以无赖自居，乞讨为业，身内身外，一无所有，丐而无赖，则何“心”可“烧”？“烧心”之“心”者，分明为“我”外之“我”。眼镜后来加入到故事中来，我们从眼镜身上，看到的不是哲学，——虽然他是学哲学的，却分明是那个熟悉的面影，他朴质、善良、热情，有心于世，却无路可进，牢骚满腹，却又不忍放弃责任。“我”与眼镜，如文中所说，是同一个人的两副面相，在我看来，这两副面相，反过来又照见着同一个人，——不，是同一群人，一群在1980年代中师毕业、终生打着“师范”烙印的“小”师范生。
“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一个人，自己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一切不对了呢。”二十年来，如此这般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只有我们这些1980年代的中师生才会面对这样尖锐的困惑，才会提出这样两难的问题。这是以我们全部经历、全部教育，以我们响应在双溪上空那全部的青春梦想向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饱含特殊而浓重挫折感的问题。1980年代，那是给我们带来荣誉和自尊、养成我们的自尊和信念、并承载我们的信念和热情的年代。依稀记得接到师范录取通知书时那喜极而泣、奔走相告的情景，依稀记得方圆数里交口称赞、亲戚朋友登门道贺的场面。当年从双溪走出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朴质而单纯，我们不仅要走进时代，而且要成为时代的主角。然而，随后而来时代的巨大变动把我们挤进无人关注的角落，把我们的热情和信念永远锁在了1980年代。如此，我们“烧心”。
“烧心”而心不死啊！这是连着这块乡土的草木之心，这是连着乡里乡亲的赤子之心，这亦是证明着我们有过青春的、二十年来难以割舍的诗心。乡村师范，为乡村称师立范，何曾离开过乡土，又何尝能离弃乡土？我们从《烧心》中看到的，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精神。小说中，“我”已退为无赖，退为混混，退到仅为生存、为活着而活着的本能上，可是，“我”忘不掉鄙视贪官污吏的是非心，忘不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心，尤其，忘不掉鞠育儿女的父母心，忘不掉为人子的孝子心。“想起老娘小时候做童养媳的事，想起老娘节省一分一厘给我念书的事，风都开始哭泣，雨都开始流泪。”从混混身上，见到的反而是本色；从“烧心”中，却见到“心”之本原。小说“小引”道出题旨：刻画“没有灵魂”的灵魂。而作为描画的底色的，正是那颗养成于二十年前、二十年来一直鲜活如初的师范心。
该怎么评说这篇文字呢，或者说，该怎么评说这份持守了二十年的梦想呢？小说结尾仿佛给出一个答案：“也许命中注定，要割舍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心烧死了，才能拼杀出一条活路。人，靠动物本能活着，会更好。……我拣起莫名其妙的自己，抛弃与生俱来的灵魂，踏上迷茫的宿命之路。”这是一个忧郁、悲观的结尾，它确凿反映着我们与时代之间那舍与不舍的无奈，那面向过去与未来双重的困难，然而，在我看来，它又确凿不是一个答案。从“迷茫”而且“宿命”中，见不出小说的用意，揣测不出“路”从何来，按照这个答案，小说的续篇，——如果有续篇的话，无非还得把这篇小说从头来过，再重说一遍。指望小说给出人生的答案是不现实的，然而，小说如果不能尝试给出答案，其对人生的介入至少也是不成功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姑且把小说的这个答案算作答案的一种，而这篇小说真正的答案，应该由小说中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来书写。
也许应该记住：廿年一觉双溪梦，此身非复梦中人，当我们在质问时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反躬自问，我们为这个时代的变化，作好了准备没有？十分明显，《烧心》中“我”也好，眼镜也好，未曾有过这种自省的意识，他们评说时代，指斥人心，凿凿有据，情真意切，然而，他们未曾想过，他们的依据从何而来，孕育于二十年前的师范心，是否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成为直面当下、切入人心的基点？评说者未被评说，“我”与眼镜，在小说中结成互相策应、互相保护，自我完足的、打不破的堡垒，这在一方面，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完整清晰、二十年后依然新鲜的梦想，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又把我们的梦想变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一个永远漂浮在空中的梦想而已。小说故事的单向度行进，制造出并表征出运思上的盲点，“我”因此注定突不破宿命，走不出轮回。
过去之为过去，是在现在的时空中被构造出来的；梦想之光，亦透过时代的天幕被发现、被捕捉。过去不是现在之因，恰恰是现在之果，同样，梦想不是时代的过滤器，恰恰是通过时代的眼光而被检视、被珍惜。这是我的文艺观，在我看来，珍视此生，其义应在此。
然而，我仍然不能不为《烧心》而感动，不管在现在的意义上，还是在过去的意义上。歌有多种写法，可务必要动手写出来，才友兄之“写”，才是真正的现在时，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寄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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