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要嫁祸的对象，也选择好了，就是上海大名鼎鼎中国民营企业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到1932年已经有20年历史，是浙江慈溪人陈万运、方智达、沈九成三人于1911年创建。1932年该厂有人员近万，各种机器数千，生产的毛巾等产品比日军工厂的物美价廉，深受日本商人的嫉妒。
除此以外，三友的总经理陈万运，是个爱国的商人。他经常以爱国之心教育手下的工人，还在九一八以后组织了不脱产的“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担任大队长，下设三个连编制，每天早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军训，工人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高喊“收复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抗日热情非常高涨。
之前工人们就因为在租界张贴爱国口号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
因为以上原因，三友被在上海的日本商人和日本侨民一致认为是“共产主义商社”“排日根据地”，选择三友是极为符合上海日本人心理的。
至于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有世界主要几大强国的租界。经过列强长达七八十年的苦心经营，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乃世界一流的城市，列强不会容许有人破坏他们的掠取中国财富的根据地。同时根据协议，租界等同于列强自己的领土。在上海的战斗一旦发生，就会触动列强的神经，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就达到了。
另外，上海是日本海外侨民最大的一个聚集地，有超过三万常驻人口。选择上海作为目标，也可以挑动其日本国内人民的义愤。
田中很快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准备了负责执行任务的各方面人员。
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多钟，二名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日本浪人（日本流浪武士）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五人，化缘经过三友社毛巾厂门口。
此时三友的工人正在日常军训，突然有人从墙外向军训的工人投掷石块。正在训练的工人随即跑出厂门查看，很自然的将门口的五个日本僧人拦住盘问。双方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语言不通），从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群工人打扮的人。他们一边高喊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一时间一片混乱，期间二名僧人受轻伤逃走，其余三个被一顿乱拳打得不能动弹，后被赶来警察送进医院抢救，最终一名僧人重伤不治在医院里死亡。
和大家想的一样，那群工人打扮的人是田中手下的情报人员假扮的。在胡明华的前世的时空，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田中还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
在得知日僧死伤后，田中立即通过部下在日本驻上海的侨民中大量散播中国人殴打死日本宗教人士的消息。日本侨民果然群情激愤，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亲自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且提出四项要求：
（一）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
（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
（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和第一外遣舰队司令接连发出威胁：如果不答应四项要求，日本舰队就要全部封锁黄浦江航运。就是傻瓜都知道此事绝不会善了。日本人的照会发给了上海市政府，但民众都盯着南京，市政府说到头得听中央的。
原来上海的市长是张群，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张群公开宣称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的工作。上海市长改由吴铁城担任。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现在正乱成一团，既无决策力又无执行力，更无财力，堪称三无政府。
现在南京政府的掌门人，是在蒋介石下野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
迫使蒋介石下野，这样的结果让广东各派系的大佬们都很满意。不过既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总得有人来接这个摊子吧。谁来呢？本来，最有资格也最想接替蒋介石，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了，可广东派的这两位超级大佬却各有各的派系，谁出面来执政都会遭到另一派的反对，甚至很可能还没组成新政府，自己就会先打起来，搞不好还很可能让他们深恶痛绝的蒋介石再捡个便宜。
即便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有这个觉悟，肯让出这个位子，他们也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派系着想，否则那就是自毁长城，以后谁还会跟着自己跑，为自己卖命呢。
可不是他们两位接任，那么谁又有这个资历，这个职务能先交给谁来过渡呢？经反复磋商后，双方达成一致。接任蒋介石位子的，除了汪精卫和胡汉民之外，还真无第三人选，这个位置暂时可以先放着，先由全体中央委员选举出任行政首脑—行政院长的人选。
关于这个人选，第一要是广东派自己的人；第二，立场最好能在汪、胡两派中相对中立；第三，这个人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号召力。
选来选去，广东派最后挑中“国父”、大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兼总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就由这个中国最大的“官二代”来组建新政府。
看看这位官二代的政治履历，你就知道“官二代”的优势有多大。
党员是要讲党龄的，孙科是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资历看起来很老啊。可你再看看人家是啥时候生的，，孙科12岁就算是同盟会会员了，12岁的孩子，还在檀香山念中学呢，可就是比不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资格老。
再来看孙科的革命履历，辛亥、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当党龄比孙科还要小一年的蒋介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死中求生时，孙科还安安稳稳的在美国读书。
但这并不妨碍孙科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党内窜升。1917年，也就是孙科22岁的时候，他才从美国回国到了广东，就当上了大元帅府秘书，仅仅4年后，26岁的孙科就在广州当上了市长。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共只有9人，全部由孙中山指定。他的儿子，28岁的孙科就成了九委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中央委员。
孙中山当真是“举贤不避亲”。年轻若真能有为，也算是孙中山慧眼识人了！孙中山如此提拔自己的儿子孙科，如果他有超出常人的本事也不是说不过去，那这个孙科真有让人刮目相看的本事吗？
孙科死的时候，蒋介石在公开诚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不过让人尴尬的是，在后世保存在美国图书馆的蒋介石日记逐步曝光，蒋介石在日记里却大骂孙科是“阿斗”。
其实，说孙科是阿斗，恐怕还不是蒋介石的原创发明。给孙科当副手的陈铭枢，日后在回忆录中也说，“孙科向来是没有肩膀的，早在广东时，就有人叫他阿斗官”。
阿斗是谁，大家都知道。既然大家都知道，大伙怎么会弄他上台呢？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下来，父死子继深入人心。就像我们近邻的日本韩国，朝鲜就更不要说了，政治世家比比皆是。
不过，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意孙科上台，应该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阿斗再笨，至少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比较听话。诸葛亮包揽军政，说是权相也不为过，但阿斗就从来没给诸葛亮多少牵制，或者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个大派系都愿意把不是自己派系的孙科推出去接蒋介石的班，恐怕多少也相信孙科不至于脱出他们的掌控。
国难关头，选了个阿斗“官二代”上台，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就大骂，孙科是总理的不肖之子，为人好色好货，且不负责任，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这岂不是儿戏？
可是，为了平衡党内派系利益，儿戏也成了真。孙科在一片赞和声中上了台。此时，风云日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新年新气象，1932年元旦，孙科领衔的新一届国民政府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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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三友的总经理陈万运，是个爱国的商人。他经常以爱国之心教育手下的工人，还在九一八以后组织了不脱产的“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担任大队长，下设三个连编制，每天早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军训，工人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高喊“收复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抗日热情非常高涨。
之前工人们就因为在租界张贴爱国口号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
因为以上原因，三友被在上海的日本商人和日本侨民一致认为是“共产主义商社”“排日根据地”，选择三友是极为符合上海日本人心理的。
至于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有世界主要几大强国的租界。经过列强长达七八十年的苦心经营，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乃世界一流的城市，列强不会容许有人破坏他们的掠取中国财富的根据地。同时根据协议，租界等同于列强自己的领土。在上海的战斗一旦发生，就会触动列强的神经，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就达到了。
另外，上海是日本海外侨民最大的一个聚集地，有超过三万常驻人口。选择上海作为目标，也可以挑动其日本国内人民的义愤。
田中很快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准备了负责执行任务的各方面人员。
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多钟，二名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日本浪人（日本流浪武士）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五人，化缘经过三友社毛巾厂门口。
此时三友的工人正在日常军训，突然有人从墙外向军训的工人投掷石块。正在训练的工人随即跑出厂门查看，很自然的将门口的五个日本僧人拦住盘问。双方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语言不通），从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群工人打扮的人。他们一边高喊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一时间一片混乱，期间二名僧人受轻伤逃走，其余三个被一顿乱拳打得不能动弹，后被赶来警察送进医院抢救，最终一名僧人重伤不治在医院里死亡。
和大家想的一样，那群工人打扮的人是田中手下的情报人员假扮的。在胡明华的前世的时空，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田中还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
在得知日僧死伤后，田中立即通过部下在日本驻上海的侨民中大量散播中国人殴打死日本宗教人士的消息。日本侨民果然群情激愤，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亲自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且提出四项要求：
（一）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
（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
（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和第一外遣舰队司令接连发出威胁：如果不答应四项要求，日本舰队就要全部封锁黄浦江航运。就是傻瓜都知道此事绝不会善了。日本人的照会发给了上海市政府，但民众都盯着南京，市政府说到头得听中央的。
原来上海的市长是张群，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张群公开宣称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的工作。上海市长改由吴铁城担任。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现在正乱成一团，既无决策力又无执行力，更无财力，堪称三无政府。
现在南京政府的掌门人，是在蒋介石下野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
迫使蒋介石下野，这样的结果让广东各派系的大佬们都很满意。不过既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总得有人来接这个摊子吧。谁来呢？本来，最有资格也最想接替蒋介石，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了，可广东派的这两位超级大佬却各有各的派系，谁出面来执政都会遭到另一派的反对，甚至很可能还没组成新政府，自己就会先打起来，搞不好还很可能让他们深恶痛绝的蒋介石再捡个便宜。
即便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有这个觉悟，肯让出这个位子，他们也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派系着想，否则那就是自毁长城，以后谁还会跟着自己跑，为自己卖命呢。
可不是他们两位接任，那么谁又有这个资历，这个职务能先交给谁来过渡呢？经反复磋商后，双方达成一致。接任蒋介石位子的，除了汪精卫和胡汉民之外，还真无第三人选，这个位置暂时可以先放着，先由全体中央委员选举出任行政首脑—行政院长的人选。
关于这个人选，第一要是广东派自己的人；第二，立场最好能在汪、胡两派中相对中立；第三，这个人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号召力。
选来选去，广东派最后挑中“国父”、大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兼总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就由这个中国最大的“官二代”来组建新政府。
看看这位官二代的政治履历，你就知道“官二代”的优势有多大。
党员是要讲党龄的，孙科是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资历看起来很老啊。可你再看看人家是啥时候生的，，孙科12岁就算是同盟会会员了，12岁的孩子，还在檀香山念中学呢，可就是比不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资格老。
再来看孙科的革命履历，辛亥、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当党龄比孙科还要小一年的蒋介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死中求生时，孙科还安安稳稳的在美国读书。
但这并不妨碍孙科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党内窜升。1917年，也就是孙科22岁的时候，他才从美国回国到了广东，就当上了大元帅府秘书，仅仅4年后，26岁的孙科就在广州当上了市长。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共只有9人，全部由孙中山指定。他的儿子，28岁的孙科就成了九委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中央委员。
孙中山当真是“举贤不避亲”。年轻若真能有为，也算是孙中山慧眼识人了！孙中山如此提拔自己的儿子孙科，如果他有超出常人的本事也不是说不过去，那这个孙科真有让人刮目相看的本事吗？
孙科死的时候，蒋介石在公开诚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不过让人尴尬的是，在后世保存在美国图书馆的蒋介石日记逐步曝光，蒋介石在日记里却大骂孙科是“阿斗”。
其实，说孙科是阿斗，恐怕还不是蒋介石的原创发明。给孙科当副手的陈铭枢，日后在回忆录中也说，“孙科向来是没有肩膀的，早在广东时，就有人叫他阿斗官”。
阿斗是谁，大家都知道。既然大家都知道，大伙怎么会弄他上台呢？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下来，父死子继深入人心。就像我们近邻的日本韩国，朝鲜就更不要说了，政治世家比比皆是。
不过，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意孙科上台，应该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阿斗再笨，至少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比较听话。诸葛亮包揽军政，说是权相也不为过，但阿斗就从来没给诸葛亮多少牵制，或者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个大派系都愿意把不是自己派系的孙科推出去接蒋介石的班，恐怕多少也相信孙科不至于脱出他们的掌控。
国难关头，选了个阿斗“官二代”上台，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就大骂，孙科是总理的不肖之子，为人好色好货，且不负责任，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这岂不是儿戏？
可是，为了平衡党内派系利益，儿戏也成了真。孙科在一片赞和声中上了台。此时，风云日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新年新气象，1932年元旦，孙科领衔的新一届国民政府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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